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宪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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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由官方主导在经济上进行了较1980年代更为激进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大量的公有制企业以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转换为私人财产，大量的工人下岗。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进一步加速，在经过14年的努力之后，中国终于加入了WTO。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流通环境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改善，变得越来越畅通无阻了。由此，全球化在199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人使用最频繁的辞汇之一。同时，继一度让中国人心仪无比的法治被正式的写入宪法之后，宪政改革也正在或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辞汇，以至于每逢重大的政治事件──比如十六大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生时，一些公共媒体也敢于公开的讨论宪政话题，各种学者、专家也组织召开宪政研讨会。甚至可以说，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全球化与宪政已经成了中国人最宠爱的两个辞汇。

　　当然，毫无疑问，全球化与宪政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梳理尚不多见。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在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因为宪政与全球化独立开来都是相当大的问题，所以，本文的讨论不一定全面，也不可能对某一个方面进行过于详尽的讨论，只能就与论题相关的问题做一些简单的分析与探讨。

历史的终结：全球化叙事的降临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以苏联为核心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华约集团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北约集团。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个集团之间的相互争斗构成了这一时期主要的世界历史，双方的势力虽然互有消长，但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为了扩大自己阵营的力量并打击对手，双方都在积极发展军事实力的同时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渗透。因为双方势力大体均衡，任何一方都必须在行动的时候考虑到对手的可能反应，因此，世界仍然保持了表面的和平。虽然在局部地区发生了一些冲突，因为双方都在忌惮对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默契，尽量减少正面冲突。用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话说：“双方的配合真是好极了”，面对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双方采取的方式都是同样的。”

　　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社会主义阵营加速崩解。1980年代后期，苏联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一些修改，对东欧国家的管制也开始放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戈”，通过各种方式打破原来已经僵化了的官僚制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开放党禁，扩大公民自由权利。大多数人已对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感到绝望，希望能另找出路。到苏联解体时，它已经是最后一个“向资本主义投降”的华约集团成员了。几乎所有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已实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政治上开放党禁，实行民主竞选；经济上大规模急剧私有化，实行休克疗法，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因此，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时，人们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历史性的失败了，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了，资本主义成了人类的共同使命。有人把这称为“历史的终结”。

　　然而，历史真的终结了吗？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给人类带来的是永久和平与共同幸福的福音吗？不，事实证明，人类大同的时代远未到来。长期不间断的中东冲突，九一一事件给人带来的巨大震撼，伊拉克上空尚未散尽的硝烟，恐怖主义仍然在四处蔓延，南北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这一切都提示着：人类共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带来共同的富裕、和平与幸福。历史还没有结束，人类的道路还漫长，更多的挑战仍然摆在面前。

　　从1992年开始，原来的关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被强制性的搁置，计划经济体制被宣布为历史性的错误并受到深入而严厉的批判，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取得主流性的话语权势，所有市场中出现的问题都被官方与经济学家们解释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残余影响。每当这样的时候，市场本身总被当成是无辜的，责任则被推给了"社会转型期"这一含义不明的词语。市场经济在官方的保护与大部分知识份子的期待中隆重出场，导致的结果是市场成了一个政治正确衡准，任何对市场本身的批判都受到人们"保守"的嘲笑。这种语境中的市场像一个备受宠爱的孩子一样，渐渐变得跋扈起来，"市场能否接受"在一段时间里成为衡量一切东西的价值的衡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一旦确立下来，中国社会中除了政治的所有方面都开始了较1989年以前更加剧烈的变革，市场社会在中国逐步浮出水面，渐具雏形。市场社会的形成则进一步引起了中国更深层次的变化，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1990年代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向外国资本开放的清晰轨迹。1996年，中国入关的呼声空前的响亮起来，20世纪最后一年，中国终于如愿以偿的加入了WTO，成为国际市场体系的一部分。与此相应，全球化先从学术讨论开始，再由官方认可，最后为普通社会公众所接受，成为公众视野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辞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