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期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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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基本上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属于理
论经济学的范畴。但是与通常意义上的理论不同，改革理论并不是以解释世界为目的
的实证性理论，而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己任的规范性理论。所谓经
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现实服务等说法，都反映了改革理
论的这种性质。
　　　　一、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特点和发展概述
改革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实践性
尽管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是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非常紧密的
互动关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方面，理论研究的问题来自
改革实践，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答的认识和理论性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改革的不
断深化，理论的兴奋点也随之迅速转移，而相关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往往就
会被人们所忽视，较少受到研究者继续关注。另一方面，改革理论的探索和创新为改
革实践开拓出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推动和引导着改革实践不断地向前发展。在一定意
义上可以说，经济改革理论是经济改革本身的一个构成因素，是改革中的一种现实力
量。因为，改革固然是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但又不仅仅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
而且还是社会意识和理论观念的一场革命。人们对待改革的态度通常首先是由利益关
系所决定的，但是又不仅仅受其自身利益所决定，而且还要取决于人们对改革措施是
否符合社会公正的价值判断。这就是说，包括社会公正在内的某些基本价值，即意识
形态，是决定公众是否支持改革的一个变量，而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的发展变化，则
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改革理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与政治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密切联系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指导思想
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观
念。政治经济学因此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它同时具有了政策制定的观念和理
论依据、对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的手段等多重功能。因此，任何理论上的真正突破都
不可能光靠学者的研究工作就能实现，而是要得到政治权威的肯定才能最终完成。然
而，这决不意味着经济理论只是政治的奴仆和附庸，因为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和变化，
又需要理论研究加以论证才能获得观念上的合法性。因此，经济理论特别是改革理论
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其独立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的矛盾和弊端诚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人们虽然能够感受到却不能深刻地理
解，只有经过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将其清楚地揭示出来以后，人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它
。而且，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具体办法，即改革的方向和方案，更是需要通过艰苦的研
究和探索才能发现或者设计出来。政治经济学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给改革理
论增添了特殊的困难。一个经济学家进行改革理论的探讨和创新，往往要承担政治上
的风险，越是在改革的早期阶段，这种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困难和风险也就越大。因
此我们认为，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地越过许多激流和险滩，比
较平稳顺利地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学家特别
是其中那些先驱者和一些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功不可没，应当和政治家的英明决策一样
彪炳史册。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历史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政
治报告确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别是三座里程碑，标志着中
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
革道路确认阶段、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阶段。而改革理论的发展，情况则要复杂的多
。按照思维的逻辑顺序，改革理论需要依次研究和说明改革的必要性、界定改革的范
围和性质、确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制定改革的战略和基本策略，这些问题之间是一
种逐层递进的关系。但是，中国的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实践的迅
速发展和决策的迫切需要，对于上述重大原则问题的理论研究，根本来不及分层次解
决，就在多条线索上同时展开，交错进行。改革理论研究一方面由于受到实践发展的
影响和制约，在各个阶段分别有不同的重心；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的探索
和争论在时间上的延伸，都超出了相应的改革阶段，并且存在着反复的现象，因此改
革理论很难从时间上划出清晰而截然的发展阶段。
综观25年改革理论的发展，总体上，是沿着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新认识这条
基本线索展开和逐步推进的（注：邓小平多次强调：“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也要解放思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
版社1994年第2版，第312页）。“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
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
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
文选》第3卷，第137页）。），是一个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突破和不断扬弃的过
程，同时也是一个对市场经济重新理解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把生产资料公有
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基本特征，也即社会主义的制度
属性。在改革的初期，理论界首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形式和体制模式的角度，对
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集中的讨论和重新评价，得出了社会
主义也是商品经济的结论，接着又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从而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彻底摒弃。对于公有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虽然没
有像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那么集中，但是却贯穿在改革和转型的全过程。这方
面的理论突破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
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提出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混合经济，重新定义了社会
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否定了企业的国有国营形式，提
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三是把所有
制关系的研究深入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首先提出了两权分离，进而引入了西方
经济学关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在收入分配领域，一是克服了过去长
期存在的以按劳分配形式表现的平均主义观念，开始注重效率以及公平和效率之间的
关系问题。二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肯定了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注：谷书堂
教授首先提出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观点。见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理论纵横》上篇，河北人民出
版社1988年版；又发表在《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在
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
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
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改革理论的发展沿着时间顺序又可以梳理出四条具体的线索，本文在以下各节分别加
以论述。
　　　　二、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
在改革启动与程序设定阶段，改革理论首要的任务是要解决改革的“合法性”问
题（注：改革“合法性”问题是周振华首先提出并加以论证的。见周振华：《体制变
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因为改革是对原有制度结构和秩序的颠覆性改变，如果不能得到社会主流观念
的认可或者足够强大的支持，就会处于“非法”状态无法启动。解决改革“合法性”
问题，就是要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理论证明，对改革的性质和对象范围做出
科学界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探索和设定，从而造成一种有利于改革的舆论氛
围。
在我国，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的理论探讨，最初采取了对价值规律作用问题
探讨的形式。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的文章：《按客观经济规律
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此为开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小高潮，其中的要害则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对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既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延续，又是改革理
论探索的先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规律是一个与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
相联系的范畴，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异质因素。所以，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作用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对价值规律的理解问题。价值规律问题的背后涉及的
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是坚持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革命性
改造的争论。
自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我国学者关于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的理论争
论，持续的时间最久，发表的论着也最多[1]（p.417）。早在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
就对价值规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提出了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即
价值决定，就是价值规律；时间节约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并且是“社会主义社会价
值规律问题的核心”[2]；因此，价值规律不仅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发挥作用，而
且还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等观点[3]。70年代末期，孙冶方
坚持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4]。当时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对
其理论的评价上。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讨论的核心，则是价值规律与计
划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是否起调节作用。这一时期一般都是强
调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一致性，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1979年4月在无锡举行的社
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理论讨论会以后，多数人在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
同时，也都承认了价值规律对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起调节作用。
对于改革性质和对象范围的界定，最初的提法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或“国民
经济管理体制”，1980年以后，开始普遍使用“经济体制”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是理
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因为国务院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为国家直接领导改革的专
门机构，人们也就开始用“经济体制”这个简化的词语替代原先冗长的提法。然而这
种不经意间的演化，却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规律性。经济体制
作为与经济制度或者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的概念，最初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制
度、原则和方式等等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5]（pp.278～279）。
它反映出当时中国改革目标的有限性，同时明确表达了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在文革十年动乱之
后，人心思变，具有很强的改革动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要求维护传统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给改革划定严格范围，设置禁区的强大势力。所以，在1978年底做出改革的
决定之后，便于1979年3月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凡是涉及到所有制
结构调整或所有制形式变化的重大改革，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济特区、股份制等
等，都会遇到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异常激烈的争论。所以有人认为，改革一方
面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是前进，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调整的角度看则是“退却”，
因此在提出改革前进目标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划定了退却的“底线”[6]。由于经济
体制是一个新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完全确定，这就为各种社会力量、各种观点
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重复博弈的概念框架。随着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体制的涵义演化和
范围的扩大（注：周冰：“经济体制是一个经济机体为了配置资源和对其成员分配利
益所必然具有的、组织协调内部各种经济要素和全部经济活动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改革
也就逐步向前推进和深化了。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被普遍使用，反映出中国的改革和改
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渐进式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改革理论的第一个重要突破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它为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也为改革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不能相容的。斯大林根据苏联计划经济的
实践提出，由于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中还保留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但它是特殊的商品，仅存在于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生产资料便
不是商品，仅在形式上保留着商品的“外壳”[7]（p.578）。中国自50年代起到文革
前，尽管有少数人提出过一些有独立见解的看法，但是斯大林的影响还是起着支配作
用。
从1979年开始到80年代初，许多学者都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
，或者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观点（注
：1979年，谷书堂、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
社1979年版）中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这虽然与传统
理论发生了尖锐冲突，但还是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初步论证。1982年初，一位领导人发
表谈话，强调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其后的两年中，社会主义经济是商
品经济的观点受到了指责，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学术界仍然有人
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8]，肯定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
征[9]，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去[10][11]。到1984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
经济的观点重新得到较多经济学家的肯定。直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才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作为一
种社会观念的根本转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才完成。1990年，谷书堂和常修
泽发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纲》，可以看作是为这个过程最终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
（注：在1989年反“自由化”以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一时又成了理论上的禁忌。
谷书堂和常修泽的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1990年第9期。）。
到8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
。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是在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人们从当时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出发
，对计划和市场关系深入探索的一种倾向性、过渡性的理论形态。由于国有经济体制
内的改革没有重大举措，而农村包产到户后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支撑了国民经济
的高速增长，在改革实践的推动和借鉴国外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启发双重作
用下，相当一批改革经济学家超越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理论，主张市场取向
的改革。相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而言，它更突出市场、市场调节、市场机制在社
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大量的经济活动应该由市场来引导，肯定生产要素
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这一过渡性改革理论为深化改革指出了方向，也为改革
突破传统思维定式，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设计改革目标迈出了第一步[12]（p.45）。
随着改革开放，学术上的封闭状态也开始改变，东欧改革经济学著作被大量翻译
介绍进来，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被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代
替。在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同样的起伏和曲折过程。1979年无锡会议后，多数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利用
市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提出国民经济管理实行指令性计
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形式结合。理论研究和争论的重心转移到市场与计划
结合的方式和如何看待指令性计划两个问题上。1984年前后，随着比较经济学的引入
，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体制模式，把改革划分成宏观调控、市
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以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为基
础，1987年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
社会的”，提出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它距离确认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即将要迈出的这一步又是非常的艰难。1989
年政治风波后，一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
，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观点展开批判。但是，薛暮桥、吴敬琏等人依然坚定地坚持市场
取向的改革主张，与攻击改革路线的言论坚决进行抗争[13]（p.125）。1991年，吴
敬琏和刘吉瑞出版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
和主张。改革实践的效果对改革理论的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到1991年，“以计划经
济为主”的理论已经没有多少追随者了，但是经济理论的突破还需要通过政治程序来
完成。1992年1月和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讲话公开发表，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热烈响应，这才将阻拦改革继续前进的意识形态障碍最终清除掉。1992年10月，中
共十四大报告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经过了长达十几年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探索和反复激烈的争论，中国经济改革
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确立起来了。
　　　　三、中国改革道路的探索：双轨制与过渡性制度安排
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全面展开，中国改革进
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确立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理论
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改革战略的选择问题，其中除了上一节已经论述过的改革目标模式
的探索之外，主要包括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策略和主要步骤等问题的选择和设计。
改革实践呼唤着新的经济理论，改革也为理论探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宽松的环境
。这一时期，改革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对社会主义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必须进行革命性
的根本改造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虽然继续固守僵化的传统观念公开反对改革
的言论基本上听不到了，但是在对改革本身的理解，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上，存
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在改革
启动阶段，政治决策者事实上设定了渐进式的“改革程序”，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
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践先行的探索策略对改革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理论
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围绕着改革战略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中国改革理论的不同流派[12]
。不同改革理论流派的争论集中在改革的主线或“突破口”的选择问题上，形成了不
同的改革理论。
中国学者是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向国外各种经济理论进行学习、借鉴、吸收和
应用的。受西方经济学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经济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
期，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两个比较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理论派别：一个是以吴敬琏为代
表的“协调改革派”。它是在继承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等人批判传统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无流通论”[14]和薛暮桥等人强调以流通领域的改革为重点[15]
[16]，主要吸取新古典经济学和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提出
“整体配套、分步实施”的改革思路，在改革战略上积极提倡企业、市场、宏观调控
三方面改革的大配套。强调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认为当务之急是以
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尽快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机制，避免双重体制久
拖不决的局面[17][18]。另一个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提出了企业改革
主线论的主张。厉以宁的理论主要是在吸收了国外非均衡经济学包括科尔内的短缺经
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厉以宁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状态下，要使市
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以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存在为前提，改革的主线应
当是通过股份制道路来构造新的企业制度，重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关系[19][20]
[21]。这两种改革理论和思路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都没有被中国改革
的实践所接受。在依旧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政经学的传统语境提出的其他改革思路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琢提出的以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宏观先改的思路[22][2
3][24]，但也没有成为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总之，在中国比较激进的和试图寻找单
一改革主线或突破口的各种改革思路，不论是以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也不论
产生了多大影响，最终都没有能够成为指导改革实践的济世良方。
以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为主要代表，在他们周围聚集的中国社科院的一批着
名学者，提出采取“渐进式”加“小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25]，实行企业改革
和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双向协同”[26]（pp.58～69）。他们改革理论的鲜明特色是
把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结合起来，主张体制模式转换与发展模式转换
“双向协同”[27]。他们认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和改革策略时，既要考虑
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换，又要考虑保持经济运行过程的连续性和不同体制模式
之间的继承性[28]（p.46），并且应当以实例研究为背景，从中汲取营养[27]（pp.6
1～62）。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改革只能逐步进行，在近期内采取“改良模
式”来过渡是必要的。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既有其客观
的必然性，也是应当采取的战略选择，并不是主观决策的失误[27]（pp.29～30，pp.
406～411）。他们的理论和对策选择，以稳健务实的风格见长，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
响，许多同中央的经济政策抉择相一致，有的已经直接转化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政策。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其中生产资料
价格双轨制是一个关键。80年代中期，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价格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
制改革和理论争论的焦点。计划价格和指令性计划、实物分配是行政计划体制管理经
济的三位一体的手段。由于国家统一制定的计划价格长期固定，形成了严重的扭曲。
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计划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甚至也不能
体现国家的政策，因此改革势在必行。从体制转型的角度来看，价格是市场机制配置
资源的枢纽，因此价格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调节转变的一个关键。
当时，为要进行价格改革而进行了理论价格的测算，学术界曾就社会主义经济中
价格形成的基础展开了热烈的理论讨论。这在当时从劳动价值论和计划管理的思维出
发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成
果[29]（p.276）。原因在于计划价格结构扭曲的问题，虽然表面上是价格体系不合
理，而根子则是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因此不改革国家用行政方式垄断定价的价格管
理体制，由企业和消费者自主决策和自发形成价格，价格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当时，一方面，找不到一种有充分解释力和科学依据的理论价格的计算方法，因此只
能是根据现实情况对矛盾特别突出的问题分系列分别处理。另一方面，由于价格调整
涉及到广泛的利益补偿问题，财政的承受能力在事实上成为制约价格改革的决定因素
。而当财政拿不出钱时，价格改革就难以进行。巨大的改革成本使这种以“调”为主
的改革方式遇到了死结。俄罗斯正是在前苏联几次价格改革失败之后，才转而接受“
大爆炸”的全面自由化改革的。中国之所以能在价格领域走出渐进式改革的路，破题
的一着是实行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曾经引起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配给体制向商品体
制过渡阶段，许多国家都曾在消费品方面实行过双轨价格，中国的特殊之处是在生产
资料方面也实行了双轨制价格（注：自1979年以来，国家就开始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
的改革，单一的计划体制和物资管理体制被打破，一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了市场调节。
1979年先在电子、机械行业对一部分产品实行浮动格。1983年允许石油产品计划外部
分按国际市场价格在国内销售。1984年起，对37个统配煤矿实行超核定生产能力的煤
炭加价25％～50％销售。1984年5月20日，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
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工业生产资料生产属于企业自销的（2％）和完成国家
计划任务后的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国家牌价基础上上下浮动20％的范围内自主定价
。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联合下达了《关于放开生产资料超产自产品
价格的通知》，取消了上述浮动20％的限制。至此，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
重要的生产资料都同时存在着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有的学者认为，生产资料价
格双轨制在中国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29][30][31]。由于中国在传统计划
经济时期广泛存在着的“计划外”经济，例如乡镇（过去的社队）企业，对它们的绝
大多数产品价格历史上国家就没有管死过，而是一直实行市场调节。所以有的人认为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历史上就已经存在的[32]。
然而，所谓历史的“必然”并不会自动地成为现实，它必须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才
能具体地实现。首先，把虽然事实上存在着，但却并非是自觉意识的价格双轨制变成
一种理论和政策上的自觉，其中就凝结着中国学者的创造性贡献；其次，生产资料价
格双轨制的提出，意味着价格改革思路的转换，即从先前的以“调”为主转变为“调
放结合”、以“放”为主[33][34]。双轨制成为一个理论概念和一项明确的政策主张
，既没有前人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国外经验可以借鉴，它完全是中国中青年经济学家
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结果。尽管对于价格双轨制人们褒贬不一，但正是由
于实行了双轨制才使中国的价格改革得以突破财政约束的困境，开创渐进式改革的新
局面。因而被国外有的学者称为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布鲁斯语）[25]和“天才的
解决办法”[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