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转型期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以贵州省W村为案例研究(一)
详细内容
[论文关键词]乡村社会转型 留守老人 社会保障
[论文摘要]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乡村社会转型，使传统的“乡土中国”变成了现代的“流动中国”，这无疑给广大乡村社会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契机，与此同时也给传统的乡村养老体制带来了冲击。随着我国乡村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深，改革与创新乡村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文章将以我国西部地区贵州省的w村为个案来调查分析乡村社会转型中村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本项研究的调查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对W村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方式包括问卷、访谈、座谈会三种形式。其中在定量调查方面，我们对村庄的206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有效问卷198份，问卷有效率%.1%o
W村位于该省的西南部，共有人口470户1762人，民族构成中绝大多数为苗族。区域面积3公里，多是山地，交通不便，耕地面积狭小(共计884亩)，人均耕地不足0.6亩，使得大批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外出务工。根据村委会的统计，仅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间就新增外出务工人口18人，累计在外务工村民已经达到700余人，约占当地总人口的40%。现今W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率为11.86%，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155位，占总人口的比率为8.79%，按照国际通用标准，①可以说已经完全进人了老龄型社会结构。
一、乡村社会转型期老年人社会保障的现状
乡村社会流动给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同时解构了原来“乡土社会”的稳固生态结构。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是以家为本位，以家长为内核，由远及近，能放能收的差序格局。”[’〕也就是说，过往社会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以家庭为核心来完成的，家庭是乡土社会保障的核心。进人“流动中国”之后，乡村劳动力的流出给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提出了重大挑战。
(一)青壮年的流出与倒置的家庭养老范式
中国目前主要有三种养老方式:由政府构建的社会基本养老;传统的家庭养老;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也就是独自生活。W村则主要是以传统的家庭范式来完成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负担。在村庄老年人的心目中，身体健康、儿女孝顺是幸福生活的最主要基础。
但是，由于乡村社会的转型，“流动的乡村”模式掏空了村庄的青壮年劳动力，村庄的传统养老范式在无奈中被倒置，老人们不但要守屋带孩，还要营务庄稼和看管林地，因此，村庄中的相当一部分老人便抱着自食其力是最大福气的观念。
案例一:村里的郎中蒋某，今年已经76岁高龄，虽然有4儿1女，但是都已外出务工，因此老两口还仍然营务着1.3亩庄稼地，照料着10亩油茶山，每年可以收茶油100多斤，并且还要砍柴种莱采药看病等。村庄中其他一些老人就算没有亲自种地，但是砍菜、种菜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大量青年人外出打工之后，老年人的负担则更沉重了，除了打理屋内外的活，还要照顾孙子、孙女们。
实质上村庄老龄人的社会保障结构非常单一脆弱。村庄的老人们大多自己没有储蓄，就算个别有也在数百元的范畴之内。老人们的要求都不太高，只求儿女孝顺，衣食有了着落，随之关心的就是一副棺材板了。村庄养老的一般形式是由儿子们分担年均供给五、六百斤谷子，再添上一百元左右的零用花耗。但是，大量青年人流出村庄之后，这种低水平的家庭养老形式也开始难以为继，反而出现倒置的状况。
(二)老人权威的降低与家庭养老范式的困境
在我国乡村社会，家庭养老范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传统伦理观念的支持。二是传统农业社会中老人在家庭中一般具有决定权威。农业社会的生产技能依靠的是口传身受，老人是农业生产的核心组织者，这就决定了老人一般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经济的内核是血缘性的小农家户经济。在农村家庭，男性家长居于全家的核心地位，垄断者具有决定权，内部统一家人行为，解决冲突，对外是家庭共同体的象征，维护家庭利益。n[2]但是，由于近、现代我国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农业经济的地位受到冲击，村庄外出务工收人已经成为村民人均纯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随之链接的传统家庭模式也开始向核心家庭模式转变，老年人作为支配大家庭财物的传统权力丧失。一般意义上来说，在家庭中生产管理权以及财富支配权的散失也就意味着村庄老年人在家庭的权威与话语权的散失。根据调查统计，只有约9%的村庄老人在家庭的重大事务中经常拥有决定权，只有16.3%的老人有时拥有决策权，而有35.4%的老人已经散失了家庭重大事务的话语权。
其次是村庄青年人流人城市后更容易受到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击，在我国乡村公共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年轻人已经开始有意识要放弃对家庭老人需要承担的赡养责任。W村有些青年人尊老养老观念的道德观念严重滑坡，以至出现了一些违反道德与法律的不当行为。
案例二:村里的青年刘某，常年在外务工，因为染上一些不良的嗜好，所以从不向父母交一分钱。反而因为其父无钱为他办婚事以及为他儿子办满月酒而恶言侮辱欺负，并把其父视为眼中打，动不动则毒打一顿。屋内的锅碗瓢盆也已经被打得所剩无几，他的母亲向他作揖硅头都无济于事，旁人近身就要挨打，使其父无法在家安身，只有躲到他舅舅那里避难去了。
按以往逻辑来讲，在我国传统家庭的权力结构中舅舅一般具有家庭矛盾的的最后调解权，但是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也开始散失作用。可以看出，乡村社会转型对传统养老范式的冲击，加之市场化带来的一些青年人价值观念的变化，使得“社会化养老”迫在眉睫。因此，在农村社会建立多维度的养老保险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现实需求。
(三)时乡村老人医疗服务的供给仍然不足
村庄的农村合作医疗项目自从2007年启动以来，现今的参合率已经超过90%，村庄老人小病则在村卫生室看，大病则在镇卫生院或县、州医院住院治疗，医药费可以在起付线以上、封顶线以下按规定比例报销，但是，这些钱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老人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再加之镇卫生院收费名目繁多，去那儿看病报销后比村卫生室还贵，而在村卫生室看病，医疗证上的12元划完了就不再免费。另外，“新农合”要求医疗费必须由患者先行垫付，有些老人甚至根本筹借不到这笔资金，只能“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可以说，村庄老人的医疗保障水平仍然普遍较低。因此在调查和访谈中，只有约10%的村庄老人对现行的医改制度表示很满意，约30%的老人比较满意，而有40%左右的老人是基本不满意。
由于高年龄和青年时高劳动强度等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老人都患有慢性疾病。一般情况下他们只是在病情发作非常严重的时候才到村卫生室打小针或吊点滴做缓解治疗。病情潜伏期与慢性发作期基本都不做治疗，甚至有时候因病疼痛不能进食，也只是强忍着，因为这些小的医疗费一般要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承担。有了大病，则需要子女负担。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等各种原因的影响，有了大病而不能接受治疗的事例也比比皆是。
案例三:村里的老人吴某，儿子、媳妇在外打工，自己在家里带孙子。由于儿子、媳妇的收入很低，每年只能给她和孙子邮寄500元左右的生活费，自己身患肾结石多年，却因为需要较高的医疗费始终未能治疗，患有高血压也只有在血压升高时才服用降血压的药物。另外，村庄老人唐某的二儿子和三儿子，不但不承担应有的赡养义务，而且在老人急性胃病发作时也去从不探望和过问。在得知他们在县城的大哥和四弟为其父做胃穿孔手术花了500()元医药费时，老二说:“七十多岁的人还怕死，开刀花钱，这纯粹是增加后人的负担，我去哪里找钱啊!”老三则说:“莫晓得，我忙得要命，哪有时间去看他!”
因此基于我国现行农村医疗水平仍然普遍较低的状况，导致许多老年人的医疗仍然还得不到基本保障，所以需要我国继续逐步完善起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四)乡村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
另外，村庄的老人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方式。他一般不会下棋和打太极拳，当然也不能像一些城里老年人那样打门球、逛公园。他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一起闲聊或结伴参加一些求神拜佛的民间宗教仪式。乡村社会转型之后过去的传统大家庭已经向现今的核心家庭转变，老人们一般被排除在青年人家庭之外进行独自的生活，特别是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之后，老人独守空房的情况则是变得更加普遍。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一般来说居住方式的不同往往会对老年人心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孤独感。与配偶以及子女居住的老人只有7%的经常感觉孤独，15%的有时感觉孤独，78%的从未感觉孤独。但是独居的老人却有34%的感觉经常孤独，48%的感觉有时孤独。
当询问起留守老人们是否真的愿意子女都外出打工，自己独守空宅时，他们基本会异口同声的回答:“找钱第一，如果年轻人都在家劳作，劳力还会过剩，没有收入来源，娃儿又要念书，生活会更艰难。”不难看出，货币需求已经成为小农社会化之后的首要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