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空范围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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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三对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系统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空范围，从而为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上述重大论断，既清晰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空范围和丰富内涵，又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和现实价值。毫无疑问，从时间上讲，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是最近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从空间上讲，这个理论体系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几个重大理论成果的整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统称。然而，在深入学习十七大精神，积极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的过程中，仍有不少同志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的同义语，它对应和区别的应是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体系。因此，这个理论体系的时空范围，应该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算起，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索为逻辑起点，包括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在内的，迄今为止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和探索实践的智慧结晶，因此这个理论体系是由毛泽东的探索开始的。”其实，对此观点，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都进行过解答和分析，但这个由来已久且使人们长期困惑、心结依旧的问题反复被提起，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对几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及其关系没有搞清楚。
　　
　　一、需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区别和联系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则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把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理论，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它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最终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胜利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功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践过程，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认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经过积极探索、大胆进行“闯”和“试”的实践，最终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践过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两次历史性飞跃是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各种历史曲折之后才实现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开始从理论上系统总结党在幼年时期的革命经验教训，为中国革命提供完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历史起点。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了我国建设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标志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背景是历史的曲折，因为是在比较后才有的鉴别，经过弯路后，才走上了正途，所以称之为历史性飞跃。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理论和实践的互动过程。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如果用另一个概念来表述，也可以叫“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体系”，说得详细点就是“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体系”。这次飞跃已是一种完成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取得了胜利，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已经得到了实践的充分检验，可以说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体系已经实现了第一次飞跃。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严格说来，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用十七大使用的新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次飞跃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种进行时，因为它还没有最后完成，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接受长时间的检验。严格说来，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第二次飞跃，而是正处在飞跃之中。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继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体系之后形成的又一理论体系，因此称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最新成果是相对于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体系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既包括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体系，也包括中国特色建设理论体系，是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的统称，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则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整体，两大理论成果都是阶段性成果，都是组成部分之一。这样上述困惑问题就出现了：既然中国自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不是1956年，而是1978年呢？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其现实性而言，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它的孕育、躁动却可以追溯到1956年。放开历史视角，从认识的发展史来考察，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实际上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
　　
　　二、需要搞清楚“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区别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