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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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起，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每年推出一本《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每年的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科技发展评述与展望”，对已经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科技发展的重点、热点事件进行剖析，第二部分为选定的主题报告。过去五年选定的主题报告依次是：《国家创新系统》、《科技全球化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技术跨越战略研究》、《中国制造与科技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技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4—2005）》确定的主题报告是《军民融合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本文扼要介绍了该主题报告的基本框架结构与主要观点。
一、基本思路：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
国内最早提出“军民结合”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战略思想发端于毛泽东。1978年，邓小平提出国防科技工业要“军民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规定，把“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建立适应国防建设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作为“十五”期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总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坚持寓军于民，建立健全竞争、评价、监督和激励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
“军民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与发展的总方针，最初是指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结合，后来发展到国防科技与民用科技的结合。这一提法，从1978年以来沿用至今，与二十多年来的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征和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是吻合的。
我们认为，“军民融合”的内涵主要包括：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实现军民两用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加强军民双向技术转移；在国防采办全过程推进军民一体化；在部门管理层次上推进军民一体化；在产业链分工层次上推进军民一体化等。本主题报告所指的“军民融合”，是“军民结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发展，是实现“寓军于民”目标过程的重要历史阶段标志；与“军民结合”的提法相比，它更加强调国防创新系统和民用创新系统的有机结合，对有关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要求更高，更加强调适应我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走向以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方针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体现和贯彻；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当前以及2020年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
我们认为，必须以系统的、非线性的、历史的观念考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下分析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国家创新体系是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世界上不存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最优模式。仅用一个模型分析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我们提出了5个不同的模型和示意图，从不同视角来理解和分析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我们强调的核心理念是，要避免形成军用、民用两个分离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基础，并且通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调整，最大程度地促进军用和民用工业基础的一体化，促进科学和技术基础的一体化；同时，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工业制造技术。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就是在国家高度，统筹兼顾，配置资源，力争用“一份投入”获得“两份产出”，同时提高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的绩效。我国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面临的国际研究与发展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国防研究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绝大部分国防科技创新的源头。但是它们对我国军事装备及其技术的出口采取了严格控制的做法。自主创新一直是我国国防创新系统最核心的本质要求。
我国国防创新系统必须具备的特征是：保持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保持先进的、持续的预先研究水平和型号研制能力；在和平时期，保持有效的、有限的军事装备生产能力；为适应危机情况和战时需要，保持必备的弹药、备件及其他物品；保持健全的、可以动员的民用科研生产能力，以及快速的平战转换能力；提供军事装备的维修保障能力；实现军用技术与民用先进技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促进军民两用技术商业化和产业化。
二、从军民结合的视角考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
从军民结合的角度，可以将新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历程按三个时期来划分：国防建设为重点的时期（1949—1977年），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起步、积极推进“军转民”时期（1978—1991 年）， 以及全面推进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时期（1992年以来）。上述各个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征，以及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尽相同。
国防建设为重点的时期（1949—1977年），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可以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军民分离的高度集中管理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都没有“国家创新体系”的提法，但是，为了历史地考察问题，我们姑且将这一时期理解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初建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以国防建设为重点，国家创新体系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发展到一定规模，在实现国家目标方面取得非凡的绩效；政府实施高度的计划调节和集中管理；创新体系的部分要素缺位，真正意义上的中介组织基本上不存在；大学、企业和科研院所处于被动和相对封闭的状态，而且价值取向单一，行为规律单纯；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这一时期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调、与外部世界基本隔绝的“封闭型超稳定结构型”体系。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资源配置上的优势地位。政府部门既是制定军事装备研制生产的权力机构，又是国防科技和军事装备规划计划得以落实的组织者、保障者。同时，代表国家作为军事装备的投资人，又是军事装备研制生产的监督、管理和仲裁机构。政府部门既行使行政职权，又担任着从宏观到微观的多重经济职能。国防科研生产单位只是政府部门的行政附属物。在“全国一盘棋”式的统一安排、分工负责机制下，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防科技工业门类从无到有并发展到基本齐全，“两弹一星”研制取得历史性成就，常规武器实现了从仿制苏制装备到自行研制的跨越发展。但是，由于国防科研生产单位长期被动服从单一的指令性计划，这一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手脚”受到束缚，“等、靠、要”的思想十分严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军工规模的削减，对国防创新系统的改革成为历史的必然。
积极推进“军转民”时期（1978—1991年），即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到全面实施“科技兴国”、科技强军战略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直到这一阶段的后期，“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开始引入中国，政府开始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目标。这一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突出特征是：国家创新体系在经历“文化大革命”重创的基础上开始恢复；政府开始放松对科研机构的集中管制，政策供应集中在拨款制度、技术市场、组织机构和人事管理等改革方面，但计划调控力度仍然很大；创新体系的基本要素趋于完整，中介组织开始出现；大学、企业和科研院所处于调整改革之中，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仍在探索之中。从国防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脉络来看，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开始让位于民用系统。国防创新系统逐步引入了市场手段，军事装备科研生产由过去的单一指令性计划管理转变为指令性计划下的合同制管理，其实质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计划为主的机制。部分军事装备开始试行了招标。但是，市场机制在这一时期的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合同只是计划的附属物，并不具有现代经济合同的性质。政府部门既是军事装备的军队管理部门，又是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还负责确定具体军事装备项目的研制生产单位。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的改革滞后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的任务只得拖延到下一个历史阶段。
全面推进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时期（1992年以来），是以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为标志。这一时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开始引入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大大加速。政府更加灵活地综合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手段，通过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促进科研机构转制、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提升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开始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目标。这一时期，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有所调整，更加强调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加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发生了三十年来最重大的调整，国防科研生产管理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实施“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方针，对于我国国防创新系统的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我国国防创新系统必须有革命性的转变，即由保持一个军工科研生产“大摊子”向彻底突破原来的军工体制约束转变，由国家计划指导为主向市场机制为主转变。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还没有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明显存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技体制；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军、民科技部门都有权独立提出国家的科技计划，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造成不少科技资源重复使用；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协同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对国家（军用、民用）科技计划的评估和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没有发生重大转变，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防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滞后；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基础类、公益类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动受到冲击；国防科技创新系统和民用科技创新系统分离的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通过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分析了国防创新系统和民用创新系统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建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主要障碍，在于现有军工体制的封闭性和垄断性，在于其内部体制和机制，致使非军工领域的优质科研生产资源无法在国防创新系统中充分发挥作用。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首先是“路径依赖”因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是在模仿前苏联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新能力是在仿制国外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是在技术模仿起步，待技术开发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开始培育基础研究能力特别是原始性创新能力的。从总体上讲，我国在军事装备方面只是一个技术跟踪者，而不是一个军事装备发明者。其次是制度因素，即政策环境因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对国防创新系统来说，这一转变尚没有从根本上完成。时至今日，计划经济的管理理念和手段仍然在我国国防创新系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技术创新的理念没有真正落实，技术产品的商业化、产业化规模和程度仍然不是军工单位的主要目标和绩效考核指标。第三，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也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的演进有相当的影响。儒家文化和军工文化中保守和不积极的那些方面，特别是缺乏商业风险投资、研究开发合作等创新文化的必备精神，制约着创新能力的积累和提高。
从当前和长远的情况来看，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如果不能直面军民分割的现状，那么仍是不充分、不全面的改革。我们必须从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的战略高度认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加快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使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尽快得到彻底的解决。
三、我国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双向转移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我们从西北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调研的第一手资料着手，分析了这些地区国防创新系统技术“溢出”的情况以及民用创新系统为国防建设服务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军转民”经历了两次大的起伏。总的来看，军工单位从事民品科研生产走了一条“马鞍型”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了20年不会打仗的基本判断，决定国家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要求国防建设在一个时期“忍耐”发展。国家裁军100万人，军品订货锐减，许多军工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人员、厂房、设备大量闲置。军工企业为了寻找出路，陆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军转民”调整，各种民品项目纷纷上马。一开始，军工单位开发生产民品很盲目，基本上是“饥不择食”“找米下锅”，盯住市场上的一般消费品，什么紧俏，就生产什么。从锅碗瓢勺到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甚至帮助农民收麦子，军工企业无所不为。在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军转民”生产的民用产品一度活跃了沉闷多年的短缺市场，提供了人民急需的生活消费品，缓解了军工企业由于军品任务不足造成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同时，民用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推动民用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但由于大部分军工企业缺乏市场意识，产品升级换代和售后服务做得不好，也没有发挥出军工的技术优势，真正在市场上站住脚的产品不多。军工企业生产的相当一部分民品开始由畅销转入滞销，资金、能源、原材料紧缺，导致军工企业民品开发陷入低谷。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家经济、科技体制调整形势的推动下，军工企业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开始把“军转民”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第二次创业”或“第二次革命”；进行了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民品发展开始纳入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军工企业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按照市场需求发展民品，不断提高了经济效益；军工主导民品和优势民品得到迅速发展，开始在能源、交通、航天、航空、船舶、光机电一体化、电子通讯、核电、环保等领域取得了较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