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相对”，抑或“相对的绝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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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英国经济学家彼得·汤森认为贫困是因为缺乏资源而被剥夺了享有常规社会生活水平和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出相对贫困测量方法。但是阿马蒂亚·森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贫困在能力的范围内是绝对的，相对贫困只是绝对贫困的补充而不能替代绝对贫困，是一种绝对的相对贫困观。本文对两人的贫困理论进行了比较和归纳。
[关键词]贫困理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
Abstract: Peter Townsend, a Britain economist, thinks poverty is that families are deprived of the right to enjoy the mon level of social life and to participate normal social life, and he puts forward a relative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But Amartya Sen questioned Townsend’s views, he thinks poverty is an absolute notion in the space of capabilities; relative poverty is the plement of absolute poverty but not substitute of absolute poverty. So he takes a relatively absolute notion of poverty. This paper pares and sums up poverty theories of Peter Townsend and Amartya Sen.
Key words：poverty theory; absolute poverty; relative poverty
一、贫困：如何定义？
贫困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是贫困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贫困通常被划为三类：赤贫（destitution）、生存贫困（subsistence poverty）和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为简单起见，贫困通常被简化为两种形式，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从贫困的研究历史看，对贫困的定义首先从绝对贫困开始的。贫困理论研究的先行者布思（Charls Booth）在19世纪80年代对伦敦贫困的大规模调查，及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随后（1889年）对约克郡进行的类似调查，均把贫困指向绝对的物质匮乏或不平等(inequality)。虽然他们对贫困的研究引起了注意，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基于对贫困这种界定之上的政府缓贫政策并没有较好地解决贫困问题。
二战以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充分就业及社会民主的发展，大多数人都非常乐观地认为在发达国家贫困已经被消除了，因为根据朗特里的最低营养标准，欧洲和北美已进入“丰裕社会”，英国工党政府甚至宣布“不平等的分配已经终结”。[1](153-169)但是，就在政治家宣布其反贫困成绩的时候，社会学家却发现贫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返欧洲和美国。仅在欧共体国家中，70年代中期的贫困人口就已达到3000万,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数字超过5200万，超过欧盟总人口的15%，其贫困比例明显高于美国1995年13.8%的比例。[2]导致贫困加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7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增加，由这种原因导致的贫困被称为“新贫困”。[3]然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对贫困的理解已发生了范式革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如蒂特马斯（Richard M. Titmuss）、斯密斯（Abel Smith）和汤森(Peter Townsend)对贫困的理解都进行了新的扩展。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相对贫困。
二、绝对的相对——汤森相对剥夺理论的核心
汤森认为，比较富裕的福利国家英国在20世纪后期仍然存在贫困问题，并不表明英国缓贫政策的失败，而是因为贫困是随着社会规范和习惯的改变而改变的，贫困是一种相对剥夺。朗特里认为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是指那些总收入不足以支付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必需品，例如食物、衣服、燃料等，由此他制定出了一条贫困线，即最低营养需求标准，用它来测量贫困。[4](210-227)但是，汤森认为对最低营养标准的界定是一项非常难的工作，因为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和活动，所需要的营养也不同。
基于传统测量贫困的方法缺乏科学性，汤森认为需要重新界定贫困的含义，并且需要一种新的测量方法，为此汤森提出了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方法。汤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缺乏，而是个人、家庭、社会组织缺乏获得饮食、住房、娱乐和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资源，使其不足以达到按照社会习俗或所在社会鼓励提倡的平均生活水平，从而被排斥在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的一种生存状态。”[5](1)他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假设穷人和其他人一样拥有某些权利，但在现实的社会制度下，达到正常社会生活水平的条件和获得参与正常社会活动的机会，都是由其所拥有的资源决定的。由于穷人缺少这些资源，他们所应该拥有的条件和机会就被相对剥夺了，故而处于贫困状态。所以按照他对贫困的理解，任何社会都会存在贫困现象。
在贫困的测量方法上，汤森提出贫困的相对收入标准（relative ine standard of poverty）方法，即用平均收入作为一种测量相对贫困的方法。首先，他根据家庭的规模把家庭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对每一类型的家庭根据其收入水平进行排序，计算出不同类型的家庭的平均收入，并将平均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测量贫困的单位。例如对于一个两口之家，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如果其收入为平均收入的50%则能够维持其最低的生活需求，那么如果一个两口之家的收入低于这类家庭平均收入的50%就被视为处于贫困之中。但汤森也指出了这种方法的两个局限性：一是家庭类型不同，收入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方法可以比较同一类型家庭之间的贫困程度，但对于比较不同类型家庭之间的贫困程度则无能为力。二是社会环境不同，收入也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所具有的物质基础不同，那么家庭的平均收入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用这种方法也很难去比较处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家庭之间的贫困程度。
为了更好地测量贫困，汤森又采用了贫困的剥夺标准（deprivation standard of poverty），即根据对资源不同程度的剥夺水平，提供一个对贫困的客观评估方法。[6](248)汤森认为大多数人都把贫困的定义仅仅局限在生存需求上尤其是收入的剥夺上，而忽视了福利需求的多样性。他认为社会成员是否处于贫困之中，是由其参与一个社会所普遍提倡的社会活动、习俗和文化的能力决定的，而这种能力得自于一个复杂的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系统，如现金收入、资本资产、就业福利待遇、社会公共福利待遇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个人收入等。[7](182-183)汤森将这些称为生活形态指标。最初，汤森编制了包括饮食、衣服、燃料、电、生活舒适品、住房、娱乐、教育、保健和社会关系等含有60个指标的清单，按其重要程度被赋予不同的指数。后来汤森又将这套剥夺指标简化为13条，包括饮食、衣着、住房、居住环境、工作的条件和福利、娱乐、健康和社会关系等。按照一个社会所要求的平均生活水平，汤森用货币评估出每一个指标的价值，并分别计算出它的客观和主观剥夺指数。
在汤森看来，贫困的相对性是绝对的，即在任何社会、任何时间都没有一个维持体能或健康水平的统一的生活必需品的清单列表，需求必须与它所属的社会相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是在不断发展的，那么生活必需品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与之相联系的贫困的概念也必须是相对的，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同时，既然从相对剥夺的角度来定义和测量贫困，那么与相对剥夺这一概念相关的是与其他人相比较所产生的剥夺感和与其他人相比较所处的剥夺状态。因此，汤森认为对贫困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像传统的方法那样，仅仅从客观的角度去界定贫困，贫困的定义中还应包含以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为参照物所感受到的被剥夺程度，即含有主观因素。
汤森的贫困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二战后在福利国家仍然存在贫困的问题，也解释了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在持续增长，但处在贫困中的人口比例却仍可能会上升。汤森的解释，标志着对贫困的研究范式从经济学转向了社会学，缓贫政策也从单一的经济方式转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元方式。 三、相对的绝对——森能力贫困的核心
汤森的理论受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质疑。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穷，贫困的概念中含有一个不能去掉的“绝对核心”，即缺乏获得某种基本物质生存机会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衡量这种“可行能力”的标准是绝对的，尽管这些标准会因社会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人们是否丧失某些能力是可以绝对判断的，而不用与社会中其他人相比较来判断。如果某人因挨饿而被视为贫困，那么即使其他人同样挨饿也不能改变此人贫困的事实（不能说因为相比之下其他人更挨饿，他就不属于贫困）。所以，森认为相对贫困不能代替绝对贫困成为贫困的定义，因为无论在哪一个社会中，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相对标准，人们不用进行对比就可以把饥饿、严重营养不良和可见的困难确定为贫困。但森又没有完全否定相对贫困，他承认贫困具有相对的一面，并且这种相对性也体现在对贫困的测量中。
森认为测量贫困可以分为两个步骤：识别贫困和加总贫困。贫困的识别有两种方法，即直接方法和收入方法，森解释说这两种方法只代表两种不同的贫困概念，而不是针对某同一对象的两种不同的测量方法。[8](38)直接方法是简单地考察人们的消费组合是否满足基本需要，因此，它所识别的是实际消费不满足传统中公认的最低需求的那些人；而收入方法是首先计算满足制定的最低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然后再考察人们的实际收入是否处在贫困线以下，因此，它所识别的是按照社会典型的消费方式，没有能力满足该需要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