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场史――十七至十九世纪的变迁》绪论(一)
详细内容
绪 论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一直专注于传统市场的考察。最初从宋代江南为中心的东南地区人手，考察东南地区的市场结构与特征，1993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并出版。此时市场史研究逐渐深入，我结合学界成果进行了通贯性的考察。1997年出版《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一书，大致理清传统市场演进的脉络与发展特征。后来该书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经济学二等奖。这固然给我激励，然而，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层面的深入，使我愈感自己的不足。我将视野集中到市场发育程度最高的江南，希望以此成熟形态为突破口，力求对传统市场及其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影响进行深入探究，同时也希望以此弥补旧着中明清部分过于粗浅的心中之痛。在此期间，我有幸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经过两年的努力完成了课题，但总觉得犹有不足，迟迟不敢付梓。当时已大体完成了初稿，但在我准备整理出版的过程中，相关研究成果继续涌现，赫然成为热点，将江南市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我只能将书稿搁下来，希望在学者们搭建的新平台上有所创获。调入清华大学后，又获得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的资助，激励和支持我克服困难继续艰苦的研究工作。转眼五六年过去了，本书就是我在市场史研究领域的新收获。
一、江南．"江南学"．江南经济史
专门研究可谓之"学"，二十年来的江南研究成果蔚然，但在各种"学"成为时尚的当今，具有自身特色与价值并富有学术积累的"江南学"反倒没有被提及，似乎有点让人不够尽兴。江南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概念，即通常所谓的明清八府一州之地，包括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九市。在宋代，其主体同属一个一级行政区两浙路(仅江宁府不在其内，它是另一个一级行政区江南东路的首府)，元代同属江浙行省(但与浙东宣慰司、福建宣慰司相别)，明清分属两个一级行政区江苏省(明代为南直隶)和浙江省，当代则分属三个一级行政区。行政建置沿革如表0一l所示。李伯重(1991)对"江南"的科学界定已为学界普遍采纳：这一范围的江南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在其外部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其内部是一个自然一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还同属于太湖水系，各地相互发生紧密的联系。江南地区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导致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被视为一个与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当然，由于它不是正式行政区域，所以明清人的使用也比较随意，造成某种混淆不清，"江南''的地域范围具有较大的伸缩性。
自宋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化上江南也领先。江南进士占明清全国15％，其中拥有明代状元的l／4和清代状元的半数(范金民，1997)。该地区的文献记载之盛也是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纵观以往数十年的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坛，这一地区享有特殊的地位，既是研究重点又是热点，研究成果之多，水平之高，也超乎其他地区研究之上。这也正是"江南学"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如果对已形成丰厚学术积累的"江南学"进行回顾与总结，并使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各领域的江南研究系统化与理论化，那将是一项极富价值的学术史工作。
宋初江南尤其是低湿地带仍处于开发阶段，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促进了农田开发，人口的逐渐迁移特别是南宋移民，使低湿地带从粗放耕作演进至精耕细作，江南水稻产量大大提高，城镇普遍兴起'至明代中叶江南的开发完成(斯波义信，2001)。图0一l、表O一2、表0-3所示宋代至清代江南各府州人口与人口密度的增长显示，宋代的苏州和秀州(元以后分出松江府和太仓州)，元明开始超过杭州，清代继续增长，成为区域核心带。 自宋以后，江南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宋代江南人口密度仅次于成都平原，但四川自宋元之际以后江河日下，而江南蒸蒸曰上，吴蜀并称从此成为历史(龙登高，1997：291)，江南在全国一枝独秀。乾隆四十一年(1776)人口密度，全国前五位府州全在江南(苏州、嘉兴、太仓、松江、江宁)，镇江、杭州、湖州也在前16位之列(曹树基，2001：718)。江南成为遥遥领先于全国的人口分布最密集区。每平方公里人口数，北宋就超过200人，到1851年高达687人(表0-3)。在这块仅占全国面积约O.5％的土地上,高峰时(元代至明初)居住着全国15％以上的人口，清前期稳定在8％左右(表0一2)。
表0-1 江南州府行政建置沿革大略（略）
图0-1 1078-1953年江南人口（略）
表0-2 宋元明清江南州府人口数量（略）
表0-3 宋元明清江南府州人口密度（略）
在这样一个高密度的人口聚居区，江南在传统经济史上创造了世界性的奇迹。江南户均耕地，如表O-4所示，由宋代的每户20余亩，递减至南宋的16亩，明末的14．5亩，清中叶的8．5亩。江南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演进，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在传统的稻作农业中达到极致。水稻亩产量宋代约为1．2石米，明末为1．6石米，清中期为2．3石米。蚕桑业、棉花种植业的集约化程度又超过水稻生产。农业经营重心从集约程度较低的生产部门向较高部门的转移，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使得整个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有较大提高。①a关于农产经营方式及其对江南经济与市场的影响，不少学者都有研究。②a明清江南农村传统经济的优势：以农为主，农副相兼，农工相兼，农商相兼，把农村经济推向农、工、副、商相结合的综合发展道路。江南农村经济结构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商业性农业得到较大发展。粮食生产以外多种内容生产活动、种植业以外多种行业生产活动的多样发展，导致江南农村生产呈现综合化、专业化、商品化的趋势。江南地区水陆交通的发达在全国首屈一指，成为江南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江南工业，因木材、煤、铁等能源与材料供应紧张，工业结构形成轻工业畸重、重工业畸轻的"超轻"格局，江南走上"节能省材型"发展道路(李伯重，2000)。
表0-4 江南人均田亩、亩产量估计（略）
注：两宋户均耕地亩数，为两浙路数字(龙登高，1994：18，34)。
宋代亩产量估算：斯波义信(2001)认为宋代江南稳定的上田亩产早已达2-3宋石或更高，3宋石相当于1.7-2明石(本表取值1.8，则1宋石约当o.6明石)．梁庚尧(2001)考证南宋末太湖流域亩产2石的农地可达十之四五以上。本表宋代亩产取值2宋石，则平均亩产量计1.2明石。明清数字据李伯重(1994、1996)。
凡此种种，这里不拟详述，只是想借这些成果作为一个引导，说明江南市场是在这种经济特征与基础之上成长的，它决定着市场演进的走向。自u世纪形成区域市场网络后，江南地区既是中国传统市场发育最成熟的区域，也是传统市场发展变化最大的地区，并在全国率先向近代转变。对江南市场历史变迁的考察，无疑有助于把握传统市场的发展轨迹与时代特征。同时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对当前我国重点建设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历史借鉴作用。当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日益深入时，对其渊源流变的追踪，对中国传统市场历史遗产的总结与借鉴，显示出独有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则是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一朵奇葩，高水平成果迭出。
二、江南市场史研究述评
明以前的江南市场研究，由于资料有限，专门侧重于江南地区者不多。刘兰兮(1986)对明以前江南市场作了开拓性的考察，李伯重(1990)涉及唐代农村市场，龙登高(1994)对江南为主体的两浙区域市场作了重点论述。斯波义信(2001)是20世纪80年代对江南经济史最具贡献的成果。而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佳作迭出，精彩纷呈。本章希冀对这一热点、重点领域的学术史回顾与总结，对江南市场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市场的认识的提高有所裨益。
1．消费经济与要素市场
江南具有较高的消费水准。方行(1996)对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作了精当人微的细致分析。在农户每年生活消费的支出中，粮食支出约占55％，副食支出约占2l％，食物支出共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76％，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一种温饱型的消费水平。生活消费支出高于生产消费支出是又一特点。农民的生产投入，仅占农民口粮支出的l/3左右。生活资料的自给半自给也是江南农民消费的特点。李伯重(1994)则考证江南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其中明代米3.3石,清代米3石，1620年和1850年江南稻米消费总量分别为6 600万石、lO 800万石。王家范(1988)对明清江南消费经济进行了探讨。明清江南存在突出的高消费现象，同时也伴随大量的低消费。在高消费结构中，政治性与奢侈性的消费比重畸高，消费结构具有传统的病态特征，消费行为仍保持着传统的等级性与政治性色彩。他考察了明清江南最低生活消费标准，对江南突出的高消费行为的政治经济影响作了探究。孙竞昊(1994)论述了消费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人口压力所造成的消费需求结构、消费主体、消费水平、消费品结构、消费行为结构、奢侈性高消费风气等。
关于要素市场，洪焕春(1992)探讨了江南雇佣劳动力的来源、工资状况与矛盾斗争，认为苏州城内已出现一个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市场，为数相当可观。而孙竞昊(1997)则认为，明清江南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得很不成熟，不具备近代意义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性能，关键的原因在于劳动雇佣关系没有冲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郑志章(1989)推算江南农业雇工利润率，明清之际为30％，清末为25％。罗仑(1989)认为雇工经营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较之佃户经营有成倍增长。
江南土地市场也较发达，一些学者则从土地制度方面对土地市场有所涉及。①b一般学者是把江南结合全国各地的情形进行分析的，以方行(2001)所论最为深刻。江南土地市场的专论中，章有义(1988)提出，人们设想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支配下地权不断集中的必然性值得怀疑，长洲地主与农民占地的比率，近三百年一直稳定在65：35。马学强(1996)则论述了要素市场中一个为人所忽视的问题：城镇房地产与地权交易的特殊性。
2．商品市场与远距离贸易
关于明清江南对全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商品棉花棉布与丝绸的研究，分别有两项突出的成果。范金民(1993)对江南丝绸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全面考察，富有价值。徐新吾《江南土布史》是一部史料集'但短小的"编者按"精彩纷呈。在考察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和土布商业后，着重分析了棉手纺、手织的分离过程，即洋纱挤代土纱、洋布排斥土布的过程。该书下编还汇录了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该书对鸦片战争后我国棉花、土布年产量的推算是迄今为止最细致的计量分析。
棉花、棉布的生产与市场，研究颇为深入。何泉达(1993)考证松江地区棉花种植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22.75％。侯杨方(1997)认为明清上海地区棉花种植已达到耕地面积的一半，这也高于吴承明、徐新吾等学者的估计。刘秀生(1990)从全国棉布的生产和销售考察江南棉布生产衰落的必然性，指出其原因不在于外国机制棉布的排挤'而在于棉布业技术水平的停滞，棉布市场不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张海英(1991)从棉布的生产与流通、三类市场主体的活动人手分析，也认为建筑于全国市场需求的支持与政府军事需要及赋税征收的变相刺激基础之上的江南棉布业的发展，缺少与之相应的生产技术为后盾。当江南棉布市场最终走向衰落时，江南商品经济腾飞的机会也就失去了。此外的论文还有不少。①c
范金民(1993)追溯了宋以前江南丝绸业的起步和崛起，论述了宋元时期江南丝绸业成为全国重心与中心的重大发展。明清时期江南丝绸业是该书的重点，描述了蚕桑生产的商业化与专业化'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重现了江南丝绸的国内市场与对外贸易的图景。他后来详细考察了江南主要大宗商品的市场流通、商运线路(范金民'1998)。陈学文(1993)全面分析了湖州丝织业的生产与销售的主要特点及其对当地市场的主导性影响。关于江南丝绸贸易还有不少论文。②c
李伯重(1986)对江南与外地的经济联系进行了全面的动态研究，逐一考察了稻米、豆及豆饼、丝绸、棉花棉布等商品的输出入贸易，并客观分析了其积极与消极的影响。他对江南木材、铁等的输入也有专文考察。他认为，江南工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大多数工具都以
或主要以木材制成，尤其是发达的造船业和建筑业是最大木材消费者。由于木材供求矛盾的发展，向江南输出木材的地域比宋元扩大，尤其是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远方产地成为最重要的供给地。张海英、叶军(2002)考察江南与两湖之间粮、木与丝棉的交流，它保证和促进了江南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手工业的发展，反映了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发展。
3。市镇市场
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可以说是讨论最为热烈的领域。台湾学者刘石吉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了几篇具有开拓性的论文，对明清时代江南市镇进行了数量分析，对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进行专文论述，并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对当时已经起步的大陆市镇研究具有启发与带动作用。樊树志(1990)的专着以及前后的相关系列论文备受关注。他的研究以详实的资料展现了江南市镇的历史发展与整体面貌，并辅之以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他注重江南市镇的社会结构、网络体系和市镇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历史意义。《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认为，以苏州为中心的米市网络，包括枫桥镇与平望镇及浙西的长安镇。咸丰、同治以后，随着苏州商业机能的衰退，苏州米市逐渐为无锡米市、上海米市所取代，长安镇则为硖石镇取代。《南浔镇与湖丝贸易》考察了湖丝贸易集散中心南浔镇数百年长盛不衰的发展历程。《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分析了江南专业化市场的网络格局，认为市镇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是县级以上城市无法与之抗衡的。这种结论略有偏颇之嫌，这大概是专注于市镇不及其他所致。陈学文着重对杭嘉湖地区市镇经济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他先后主编了几部资料集：《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及《中国城镇史论着资料索引》。《古代江南发达地区嘉兴市镇经济及其结构的探索》、《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是前两部史料集的前言，分别全面论述了嘉兴、湖州市镇的特点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与作用。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他对双林、南浔、新市、硖石、长安、王店等巨镇和一些府县的市镇经济结构逐一进行个案研究。①d他认为江南市镇大都沿河布局，顺势成形，市镇的间距一般保持在30里左右，由交通线路联结成市镇网络。陈忠平《江南市镇经济结构研究》进行市镇综合考察，把江南市镇分为生产性市镇、流通性市镇、消费性市镇三种经济结构类型，指出流通性市镇是江南市镇的主要形态，它是以农村商品生产为基础，以农村商品的集散、转输为主要内容。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1984)是一篇颇有见地的早期论文，论述了明清多样化市场结构，市镇是江南区域市场形成的中间环节。范金民(1990)勾画了苏州市镇发展的三个阶段。三个地域的市镇在经济结构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及其不平衡性，反映了苏州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综合发展水平。吴仁安(1992)多篇论文论述了上海地区城镇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江南运河沿岸与沿海的港口市镇独具特色，罗仑、夏维中(1990)、钱建国(1991)，探讨了江南运河的传统经济功能与沿岸市镇兴衰的内在联系。江南海港市镇密布，多篇论文作了专门探讨；②d有关市镇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并各具特色。③d包伟民(1998)等探讨了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提出了不少新见。
城市研究以苏州与上海较为突出，南京、杭州也有不少，这里仅举几例。王卫平(1999)以明清江南为背景，全面考察了苏州的城市机能、工商业组织及其中心地位的演变，并论及城市社会事业与风俗观念等问题。据陈忠平(1988)考察，南京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逐渐向经济职能为主的工商业城市的转化，并开始具备了某些近代城市的新质素。关于上海，张仲礼主持的近代上海经济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成果有《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东南沿海城市与近代化》(1996)及相关论文。而唐振常《上海史》(1989)则对明清时期上海经济的发展着墨较多。张忠民(1987)指出'上海由康熙时与刘河平分秋色，至嘉道成为贸易极盛的江南第一大港，其国内贸易远过于广州。
4。商人资本
关于商人资本问题的研究中，总论性著作都特别关注江南'如刘秀生(1993)、张忠民(1996)。江南本地商人，就地域性商帮而言，惟洞庭商帮较为突出。范金民(1995)等揭示了洞庭商帮不同于其他大商帮的主要特点，如以家乡为依托、以日用必需品为经营内容、善于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等。与本地商帮相比，外地商帮在江南更为引入注目。范金民(1989)认为徽商、闽粤商人、秦晋商人等地域性商帮在苏州的活动，直接促进了全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经济发展'沟通了苏州与各地的联系。他后来考察了11个地域商人群体在江南的经营活动(范金民，1998)。陈忠平(1987)勾勒了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长途贩运与零购散销等传统性经营活动。蔡鸿生(1991)则专门探讨了广东潮州府商人在苏州的活动。徽商在江南最为活跃，这方面的成果也较多。①e
商业经营、商业机构、商人组织的探讨受到重视。陈忠平(1986)考察了徽商、秦晋商人、洞庭商人的棉布业商人组织。其活动方式的主要变化是，商人资本由单纯的贩运贸易进而深入到市镇的购集、批发贸易之中，并由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陈忠平(1987)还认为，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运而生，并主要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小生产者对市场的熟悉与商人对生产过程的接近，牙人与牙行部分开始发生变化。沙郑军(1988)探讨了江南商业领域的一个独特现象，脚夫的大量出现和职业化是城镇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加速了商品流通，他们与雇主、客商间的新型关系分化与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他们分疆划界、横索重价又具有负面影响。罗仑(1989)以《盛世滋生图》与《生意世事初阶》相对照，观察了江南坐商的兴盛景象及其经营特点。
工商会馆与公所，全国以江南为盛。这方面的论着都必然以大篇幅涉及江南，如彭泽益、王日根等。专门论述江南的论着也不少。洪焕春(1992)以详尽的史实，勾勒了苏州会馆公所的七种不同类型、管理制度和同行规条。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详细考证了苏州的同乡会馆与同业公所，并指出二者之间存在质的差异。丘澎生(1991)探讨了18、19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范金民(1998)详实考证了江南会馆与公所的数量、地区分布，以至每个会馆公所建立的时间、位置等。
江南商人资本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一批高水平的成果，许涤新、吴承明(1985)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其集大成者。有关江南的事例贯穿于全书各章，对苏杭丝织业、苏松棉织业、上海沙船业中的商人资本与资本主义萌芽则有专门章节探讨。王翔(1992、1987)的考察也富有见地。他认为商业资本活动在促进中国丝绸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买形态的演进则是孕育江南丝绸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途径。盛泽镇"绸领头"由"略沾佣金"的丝绸经纪人发展为"购机设厂"的产业资本家的过程，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条颇为独特的道路．
5．江南地区市场的总体考察
对江南地区市场的综合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陈忠平(1990)认为，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于城乡之间、内部各区域之间及江南与外地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经济实体的发展则是城市与市镇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展。江南市场体系由三个等级构成：市镇初级市场、城镇专业市场及城市中心市场。市场的总体运动由生活、生产资料及加工成品为主的商品流通活动构成'已具有供给生活、生产资料及提供产品销路这样相对完备的市场功能。龙登高(1997)在《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第四篇第五章中，以较大篇幅论述了江南区域市场。以江南为主体的区域市场，在宋代最先形成较完整的区域市场体系。明清时期较之宋代，它与外界市场的联系不惟在商品种类上，而且在程度上已出现飞跃性的进步。区际贸易的展开，使江南市场的发展获得全国市场的支撑与依托。专业化市镇的成长促进了市场网络的有机性与细密化。虽然不少巨镇的发展凌驾于一般府县城市之上，但苏州、杭州、南京及后来的上海是任何巨镇所无法超越的，这些高层中心地的吸纳力与辐射力加强了全区域的整合。
新近出版的几部著作填补了整体研究的空白。张海英(2002)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对明清江南商品市场的动态轨迹、总体特点及发展趋势做了全面探讨，并扩大视野，考察了江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互动关系、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后者正是已有研究的薄弱环节。苏州、杭州是功能最齐全、负荷最重的高级市场，但市场自身脆弱的生产基础和不合理的主体结构所带来的市场功能的内耗性，使之缺乏不断开拓的原动力。王卫平(1999)的江南地区市场体系结构图，最高层次为苏州，南京、杭州为地域城市，松江、盛泽、无锡为地方城市，其下则有三个层次的市镇。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心城市与下级城市或市镇间联系还比较松散，市场体系也不严密。单强(1999)对近代江南区域市场做了整体性论述，从江南市场的层次与模式到商人组织，从农产品、农产加工品、工业品等各类商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等要素市场等，做了全面的勾勒，时间从明清到近代。李伯重(2000)新着虽然不是专论市场，但该书对江南工业与商品生产的论述与江南市场紧密相关，富有见地，予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