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新媒体与农民日常生活的变迁(一)

详细内容

摘要 本文从新农村建设的话题延伸到对于中国当代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力的讨论上，并以新媒体技术为这种影响力的决定因素之一，以便引起学界对于不同时期的农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及关注。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农民 日常生活新媒体技术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 among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farmers’ mon life and new media. Studying the impact among them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subject but also a social problem.
　　Key words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farmersmon lifenew media
　　
　　我们现在正在跨越时代感很强的新农村建设时期。新农村建设的宏观性使得关于农村的建设基本是停留在对于农村的基本设施的建设上，包括：教育、电信、交通、文化、经济、乡村组织等各个方面，大众媒介所陈述的话语基本是蔓延在这些层面上。公共话题和公共人物的目光也几乎都集中在如何系统化地建构新农村体系上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必然要逐步地转移到如何很好地解决好农村问题以及与农村问题相关联的其他问题上。可是，当我们坐在这里，设计着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时，却恰恰忽视了新农村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注点：随着传媒本身在90年代后期的逐渐大众化，大众社会在延后了二三十年之后，开始在大中城市出现了基本的特征，传媒本身的产业化在大众化的逐步延展和行政化与市场化的双重作用下，部分性缓慢地向着大众的立场过渡，因此，大众化的媒介自19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形态及特征，乃至经营模式逐步在缓慢得恢复和建构，大众媒介的特征也逐步凸现出来。众所周知，大众媒介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的联系不可分割，工业化本身在缔造了新的社会阶层的过程中，也衍生出众多的文化消费市场，城市化则使得被逐步“丢弃”的农村人口不得不向着可以生存的城市迁移，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异在社会阶层力量的相互对比中，变得日益清晰起来。而农村中的农民，如果被强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无法自主地完成完整的社会化过程，便不得不被限定在社会的最底层。
　　20余年以来的中国农村的变迁，一部分是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口限定的行政化界限的消除，――尽管从身份和角色上依然还存在着户籍制的限制，但“人”本身已经可以“自由”地流动了。―― 一部分留守在农村的人口，和一部分流动在各个城市中的人口，相互的日常生活在相互的交流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迁，而这种变迁中主要的作用力量之一当属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力。
　　关注新媒体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力，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日常生活的概念。
　　无论是在口语化的时空，还是在文字化的时空里，日常生活这个概念都被所有人在不同层面上不厌其烦地使用着，就像是每一个个体的生存载体一般，没有了日常化意义上的社会生活，便难以谈及组织化的生活。本文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包括几个层面：一是所谓日常是没有波澜的、始终如一的、与生活的动感性、秩序性和个性化联系在一起；二是日常既包括公共的社会生活，也包括私人的隐秘生活中所关涉到人们的习惯性生活；三是日常生活是与历史时空的每一个细节的流动、每一种表情的定格、每一个历史碎片的动感性联系在一起的；四是日常生活在这里是与制度化的生活相对而言的。
　　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的兴起，是以关注个体的微观层面的内容为特征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德国和意大利兴起，主要的代表性著作则将关注点放在中世纪的欧洲，借助文献资料中的记载来呈现出历史在那一刻的活生生的面目，原因在于：正在变迁中的“人”的日常生活，使对于传统历史研究的一种个性化和时代性的补充，而这种补充不是历史教科书可以给予我们的。80年代初，日常生活史不仅在学术界受到关注，而且走出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进入社会视野。在西欧，无论是文物展览，还是成人教育；无论是地方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大众传媒，都常常包含日常生活史内容，以致有人把日常生活史的出现称为史学发展的“标识性”事件。自20世纪90年代迄21世纪初，关于日常生活史理论的论文不断结集出版。德国和意大利发行了日常生活史专业刊物。美国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在1997年出版的《20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设专章对“日常生活史学”予以评介，研究者认为：空谈“社会结构”，而忽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必然导致对历史规律认识的简单化。① 而在国内，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正在兴起，新近出版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便是集中描述农民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尝试，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我首先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时代村里人的私人生活，以及他们在一场又一场的社会变化中又是如何参与创造了那地方的历史。”② 而从文学、文化乃至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视野角度关注都市市民日常生活意识的变迁的研究也正在露出端倪，个体的成长史对于历史而言，不再是一种没有记忆的记忆，而是一种动感符号，透过这些符号，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历史的呼吸。
　　但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在建国以来，基本是遵循线形的发展规律和寻找道德理念为核心的历史观念。正如列文森所说：“儒家与共产主义者都同样注重研究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自然是各个历史阶段的线型式发展，但儒家史观一般并不注重历史演变的过程，而是注重阐明儒家提出的永恒不变并具有广泛意义的道德理念，…因此，许多知识分子逐渐喜欢上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观点。因为这种历史观不是盲目地崇拜过去的制度，而是提供了历史的延续性；同时，它还保证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方是齐头并进的，而不只是现代的两极对抗。”③
　　尽管西方所兴起的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的背景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不尽相同，但我们所处的工业化和农业化的转型社会则为历史的微观研究提供了契机。换言之，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理应关注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而社会群体对于学术立场和社会立场而言，农民这一群体日常生活之变迁，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
　　所谓日常生活，便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中，找出一个研究的点，对于农民而言，由于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领域或界限基本还混合在一起，因此，这里的讨论是以私人话语的角度进行的。私人生活如果“廓清”概念之后，其剩余项之一便是作为“人”的日常生活。“廓清”的意思是指从讲政治含义删除，将社会含义删除，将私人在公共生活领域的“非人性化”的表现删除，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人的“社会化”因素删除，剩下的便是我们要讨论的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的领域。当然，删除并不意味着没有联系，也并不意味着与日常生活无关，只是鉴于中国近代社会以来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人”的私人生活领地的侵袭，尤其在1949年之后，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基本是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双重建构中演绎着。因此，研究和关注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困难就往往在于：一是他们自身也没有将 “私人的”和“公共的”分开，二是研究者也往往在“话语权”的立场上，忘记了“自己的”和“社会的”，乃至“学术化的”和“政治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