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转向与身体表达的困境(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 视觉文化源于身体解放的要求，从视觉文化转向的整体意义上看，视觉文化是对身体感性的极大解放；另一方面，从视像化传媒所生产和传播的最直接的身体意象――审美化身体形象来看，却又表达了身体所遭遇的政治、经济权力的挤压。在当代，政治、经济权力借助视像化传媒对身体完成了一个内在的驯化过程，这个内在驯化过程也是人们把身体投入消费的过程，其结果是使身体在感性快乐之中深刻地被权力所控制，被资本所渗透，被物所异化。
关键词 视觉文化 视像化传媒 身体解放
人类已进入一个视觉文化的视像化时代。视觉认知和传播是人类的古老经验，但在人类历史上，视觉活动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凸显。正如尼古拉・米尔左夫所说：“当今人类的经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视觉化和具像化。”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象的功能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已不再是首要的，那些游离于具体功能之外的对象的视觉效果，日益成为人们享受日常生活的体现。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摆脱对文字的艰难理解而求助于插图的感性直观的渴望，日用商品的精美包装遮蔽人们对商品实用价值的关心，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满足越发依赖于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上的图像广告的精致性、可感性；人们还热衷于“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视像化”②，如唱片公司不惜斥巨资精心拍摄MTV，将音乐转化成唯美、煽情或其他风格的影像，香水广告将若有若无的缥缈香气转化成粉红色的性感视觉，光滑肌肤的触感亦被转化成牛奶般直观的鲜润……不具可视性事物的大量图像化表明，视像化利用各种场合千方百计扩张着自身的吸引力和冲击力。而与视觉视像化塑造密切相关的“景象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形态③，从主题公园到城市规划，从美容瘦身到形象设计，从印刷出版物的图片化到电影、电视、网络中的虚拟影像，如此等等，“图像表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④。视觉视像化已经成为当代人的一种视觉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方式。
面对这样一种视觉文化转向，我们不禁感到疑惑：为什么形象崇拜和形象狂欢如此流行？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诸如消费社会的背景、传播科技的推动等，试图从不同侧面揭示视觉文化视像化的动因。但是，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似乎尚未触及一个更为核心的层面。实质上，视觉文化的这一转向归根结底是一种感性主义文化形态的转向。从这一意义上说，一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的性质，或理性或感性或二者之间平衡，是以该社会文化中身体话语模式为基础得到解释的，身体范式是阐释文化形态的根本范式。视觉文化转向自20世纪后期异军突起，实是身体话语变迁的深刻体现。
何出此言？身体，无疑是“我”之最为亲近的存在。对事物的感知源于身体，思想和欲望的表达体现于身体，甚至难以言状的个体激情也首先通过身体展示出来。身体渗透于我们的经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遭遇身体。然而，身体存在的合法性及其重要地位却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反而从一开始就备受思想和理性的压抑，相应地，文化形态的天平一直在向理性倾斜。视觉文化自20世纪后期大放异彩，不能不说是一种身体感性解放的表达。在日常经验的层面上，身体的外观是最重要的审美修辞，外观的焦点集中于“美”。当代视觉文化的视像化对身体外观倾注了极大热情，电影、电视、广告、时尚出版物、网络等视像化传媒一直致力于“美”的身体形象的制造和承办。换言之，当代视觉文化转向的根本语境是身体感性的解放，视觉文化的视像化首先成为一个身体性的文本。
既然视觉文化转向脱胎于身体解放的母体，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现时身体解放的一切特征。视像化传媒是审美化身体图像的生产者和供应者，电影、电视、广告、时尚杂志、网络等，无不充斥着俊男美女形象，这些流光溢彩的身体形象构成了图像空间中最亮丽的景观。
一、视觉范式与身体偶像的塑造
视像化传媒对审美化身体图像的生产是通过源源不断地制造身体偶像的方式进行的。在我们的时代，选美冠军、时装模特、演艺大腕、体育明星等，常常被视觉工业作为身体偶像加以生产，他们的现实身体通过一系列繁复的化妆技巧、形象设计和电子摄影技术得到修饰和美化，并凭借电影或电视剧、广告、写真集、网络等各种可视媒介方式出场，呈现在人们眼前，以供观赏。这是怎样的身体图像？男性皆面容俊朗、棱角分明、高大挺拔；对于女性，“美丽是她的惟一属性。她没有皱纹、疤痕和瑕疵。的确，她连毛孔都没有。她苗条，通常很高又有一双长腿，而且年轻” ⑤。这些图像可以是整副身体的呈现，也可以是通过切割身体策略所展示的身体局部。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广告的急剧膨胀，切割身体更为盛行。相对于男性身体，视觉工业生产了更为丰富的女性身体图像，这也意味着女性身体在图像中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切割。柔亮飘逸的秀发、白皙精致的面容、丰满的胸部、纤细的腰肢、修长的双腿……这些碎片共同拼凑出我们时代女性身体的整幅图像。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审美化的身体图像通常都是经过专业技术处理而获得的成果，尽管无懈可击，却又绝不真实。因此，与其说它们是身体偶像的真实映像，不如说它们是完全脱离真实身体而成为供人们观赏、玩味的独立形象。当代视觉文化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征是将“物” 转化为“物”的形象。正如杰姆逊所分析的那样，怀旧电影把过去变成了过去的形象，其中有的只是关于过去的形象，而不是过去本身⑥。对于身体偶像来说，他们的身体一经视觉工业的再生产，进入公共视界，就不复是原初意义上的身体本身，而转化成身体形象。这些形象不再属于身体偶像本人，而成为一种刻板化、模式化、类似于绝对理念的存在。进一步说，这些形象不过是把身体审美理念视觉化，成为一种“理想躯体”的视觉范式。我们在媒介中所看到的贝克汉姆的长相，甚至梅格・瑞安的下巴，凯丽・米洛的翘臀，它们都已成为一种视觉的形象符号。而这些所谓的形象符号反复地出现在电影、电视、画报、广告、杂志、报纸、明信片、写真集等视像化媒介中，如潮水一般从各个方向涌来，挤压我们的眼睛，包围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些超现实的“理想躯体”形象之中，生活在这些形象所构筑的符号域中。
福柯注意到，人的认知是依据一系列复杂的机制来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范畴：真/伪、善/恶、理性/疯狂、正常/反常、科学/反科学，等等。这种区分是一种认可与排斥的对立，真的、善的、理性的、正常的、科学的是被认可的，对立的范畴则是被排斥的。这种区分的根据是所谓的“知识”和“真理”，也就是说，在认知活动中存在着某种“真理”或“知识”的意志，福柯称之为“求真意志”和“求知意志”⑦。研究表明，思维过程所具有的种种心理现象在视觉中同样存在，因此有“视觉思维”的概念。阿恩海姆写道：“知觉活动在感觉水平上，也能取得理性思维领域中称为‘理解’的东西。任何一个人的眼力，都能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展示出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令人羡慕的能力，这就是那种通过组织的方式创造出能够有效地揭示经验的图式能力。因此，眼力也就是悟解能力。”⑧既然如此，在人的“视觉思维”活动中同样存在着“求真意志”和“求知意志”，镜域中的人们用眼睛悟解美和丑的二元对立。当电影、电视、广告、时尚杂志、网络等反复地展现一张张莹白剔透、光鲜无瑕的女性面孔的形象时，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女性美的“真理”――“美”是白皙、细腻、光滑；晦暗、色斑、皱纹、毛孔粗大是丑的。当那些苗条瘦削的模特儿走入视线时，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女性美的“真理”――“美”是瘦和骨感；胖是丑的。当那些结实平滑的腹部尽情袒露时，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美的“真理”――“美”是肌肉的紧致；松弛是丑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视觉工业精心生产的各种形象为人们提供了身体审美化的视觉范式，人们凭借“视觉思维”从中解读出身体审美化的“真理”。这种解读因身体形象的无所不在、见缝插针而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形象的同质化无疑使“真理”历经反复检验而弥坚。这一过程看似自然而然，而实际上视觉工业就是如此巧妙地建构了身体审美化的视觉理念，亦即关于躯体美的“真理”。
审美化的身体形象的广泛存在，不但使我们看到并不断确认身体美的“真理”，同时也使我们时刻看到自己的身体。梅洛―庞蒂指出，看的主体对自身的反观性和反身性，其中包含了一层重要的含义：“我”不仅在看对象，也在看自己。我们在观看那些“美”的身体形象时，也在观看自己身体的“美”与“不美”。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形象就像是一面面镜子，缔造了一个“镜域”，处于“镜域”中的人们常常陷入对自己身体的严格的自我监督中，致使对于外表的敏感程度、挑剔程度以及不满程度不断提高。有学者研究指出：电影、电视等影像工业通过把人从词语引向运动与姿态，改变了20世纪人的情绪生活⑨。个体持续地监视自己身体的不完美性，被身体焦虑所折磨，情绪变得格外脆弱。《时尚的面孔》一书的作者詹尼弗・克雷在进行调查分析时发现，在认同超级模特的身材、以她们的体形为理想的调查对象中，声称对自己的大腿不满的有71%，对臀部不满的有58%，对胸部不满的有22%，对髋部不满的有40%，对小腿不满的有32%，对上臂不满的有17%⑩。英国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有近九成的英国少女表示不喜欢自己的外表；14岁的女孩中超过25%考虑过接受整容手术或服用减肥药(11)。
身体焦虑促使当代人对采用种种“身体技术”的热情空前高涨，试图以此来实现身体审美化。而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身体技术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广告、时尚节目也总是站在身体修饰的最前沿，不遗余力地展示技术所带来的各种美好的身体图景。
二、权力与视像传媒对身体的规训
在铺天盖地的“美”对身体构成压迫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美进行严肃的思考与反省。这样一种“美”就真的是我
们的身体所渴求的“美”吗？在韦尔施所提到的三种美学独断主义中有一种反感性的独断主义，它苛刻地、独断地理解审美需求的结果：你不应当仅仅是感性地行事(12)，同样也应当审美地行事。也可以说，你在哪里也不能感性地行事，而只能是处处审美地行事。这样，美学不再承担扩展和提示感性的重担，而是成为感性的严格约束者。当代视觉文化转向所制造的身体审美化狂潮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一种反感性的美学独断主义，它并不忠于自我身体的感性追求，相反，试图以审美的名义驯服感性和身体，实质上脱离了当初作为解放者的革命性功能，变成控制人的感性存在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不难发现，视觉文化视像化的身体审美化叙事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形式，服从于权力生产“规训的身体”的需要。
从根本上说，视像化媒介的控制权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权力必然利用这一文化资本再生产和强化社会的控制结构。那么，权力与身体的关系到底如何？在这方面，福柯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福柯将身体置于权力运作的中心，指出，自古典时代以来，身体就被当作权力的对象和目标，遭遇操纵、改造和规训的命运。它“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符号……”“其目的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是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13)。这就形成了某种控制人体的权力机制，某种“政治解剖学”或“权力力学”。它不仅规定身体“做什么”，而且规定身体“怎么做”。人的身体因此成为一种特殊的“规训的身体”，既是被改造的对象，又是改造的主体。“规训的身体”显然是一种身体的非解放状态：它是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理论物理学的肉体(14)；它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在传统社会中，权力对身体的规训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暴力特性，例如纪律的规训。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支配人体技术的完善，权力对身体的规训已不再表现为强制性和暴力性，而变得越来越隐蔽，有关身体的“知识”和“真理”话语的实现成为权力操控身体的有效途径，并转化为人们自觉自愿的和快乐的冲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集体无意识。
前面提到，权力通过确立一定的关于真/伪、善/恶、美/丑、理性/疯狂、卫生/肮脏、健康/病态等标准话语来实现相应的“求真意志”，并把这样的意志潜移默化地灌输给每个个体，巧妙地使个体自觉自愿地去追求这样的“真理”或“知识”，以此实现个体自身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福柯说：“假如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动和发挥作用，这些权力关系就不可能被确立、巩固和运作。假如没有某种借助这样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来操作的真理话语的经济，权力就不可能加以运作。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来生产的话语，除非通过真理的生产，否则我们无法实施权力……我们将被迫去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去言说真理，我们不得不或被宣布承认或发现某种真理……总之，我们必须生产真理，就像我们必须生产财富一样；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生产财富，首先就必须生产真理……这种话语至少部分地决定、传递和扩大了权力的功效。”(15)简言之，“知识”和“真理”成了权力的代名词：权力产生“知识”和“真理”，“知识”和“真理”反过来强化权力。
具体到现代社会中权力对身体的监视与控制，首先是生产关于身体外观的话语，界定美/丑的分界标准，美的形体转化为一种身体话语的“真理”和“知识”，而丑的形体则相反，意味着一种需要加以“排斥”的“非真理”和“无知”。这些所谓的“真理”和“知识”、“非真理”和“无知”，都是以权力的眼光和意志为界定的标准，是权力为了对身体感性进行规范化、结构化以保持其主导地位而生产和言说的。正如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所指出的：“美丽的身体与丑陋的身体、健康的身体与不健康、着装的得体与凌乱、整洁与邋遢、强壮与软弱，等等，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关乎规范和偏离的社会关系，因此也都是政治关系。这些政治关系企图在身体之内，自然化那些在社会结构中最有权力者的规范。健康的意义是社会的而非生理的，美的意义是政治的而非审美的；健康与美同样是政治意义上的，因此都是用于社会权力运作的话语。”(16)
视像化传媒作为一种权力机器，也被纳入权力话语的生产体系之中，通过再生产图像机制来实现身体美的“真理”。为什么当代视觉文化所生产的身体图像对男性的阳刚之美和女性的苗条柔美情有独钟，竟至将之绝对化？这一现象自然有其生理学的基础，但其中所包含的对两性身体的再生产亦即对两性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更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
从两性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男性掌握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女性则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即所谓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整体存在的男性和权力是同义语。男性为了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必然凭借其所掌握的文化资本生产和言说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在这里，神化男性中心主义与自然化女性从属地位是一致的，并且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视觉文化转向对两性身体形象编码的意义了。强健、阳刚的身体意味着拥有、夺取、统治、自我表现和保护等行为的可能性，以及卓越、高效、进取等素质，所以，反复地在视像化图像中凸显男性身体的这些品质，能够表现出“男性天生是统治者”的印象。显然，这一权力话语充满政治意味，试图从身体的自然条件上也就是原初的意义上赋予男性权力地位以合法性。强健、阳刚的男性身体形象的大量生产和反复呈现，不但制造了男性优越性的与生俱来的假象，而且通过规训男性身体进行着男性权力地位的再生产。这些强健、阳刚的男性身体形象成为一种绝对的压倒性存在，提供了男性身体美的认知型，男性个体的“求真意志”促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按照这一标准来监督和管理自己的身体。可以这样说，视像化传媒生产的强健、阳刚的男性身体图像，通过男性个体的自觉规训转化为对男性权力欲望以及实施权力的能力的现实生产。
与强壮的男性身体相对立，我们在图像中看到的女性身体偶像千篇一律地纤瘦、美丽。这是因为，苗条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脆弱、不设防和缺乏力量的意蕴，这是男性主导下的视觉文化在言说“女性天生是弱者”的话语，为进一步言说男性救赎女性、统治世界的神话制造依据。此外，与彰显男性身体的强力不同，图像工业更关注女性容貌的美丽，企图用美丽的身体来设定女性的价值。两者相比，强力具有根本性意义，美丽更多地在于观赏性――这又是一种两性地位的权力话语：男性是第一位的，女性是第二性的。由于图像的反复言说，苗条柔美作为女性身体美的“真理”而深入人心，成了女性竞相追逐的目标。换句话说，她们在图像的召唤和示范下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规训的身体：柔顺的、供男性观赏的身体。
当代视觉文化对两性身体图像的编码包含了通过规训身体再生产社会统治秩序的意义。视像化传媒投射的是权力的眼光，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权力的眼光，它所精心生产的身体图像承载了权力的理想。
推开说去，当代视觉空间中泛滥的审美化身体图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所生产的关于身体美的“真理”话语，目的在于建立人们关于身体美的认知型以实现人们对自己身体的自我操控。或者说，这些身体图像都是权力的眼光所生产的规训身体的标本，企图通过这些标本的示范作用使活生生的现实身体自觉自愿地、快乐地变成规训的身体。一方面，视像化传媒把规训身体的抽象理念视觉化、具象化，以图像的方式直观地提供身体美的认知型，即规训身体的样板。图像越是具体和细致，亦即切割策略越是盛行，身体美的认知型也越是具体和细致，权力对身体的规训越是严密和全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数审美化的身体图像构成的镜域就是权力目光无所不在的空间。说你在看图像，不如说图像（权力）在逼视你的眼睛，让你产生视觉快感的同时，诱使你按照它的标准塑造自己的身体。正如福柯在《性史》中指出的，性话语的大量增殖并非带来性的解放，而是相反，带来的是社会对性的控制。(17)同理，审美化身体图像的出现、增殖与扩散实际上并非指向身体的解放，而是隐藏着权力控制、规范身体的机心。另一方面，正是凭借图像，权力干预和再生产身体的机心也隐蔽得更加巧妙。首先，这些图像的主角是现实的人（身体偶像），虽然其身体形象经过技术的再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超现实的，但这一点通常被人们所忽略，亦是说，这些作为标本的身体形象通常被看作是自然的身体本身的映像，这样就隐去了人为制造的痕迹，具有相当的遮蔽性。其次，这些同质化的形象充满了公共视域，密度极高，反复地从不同的视像化媒介映入我们的眼睛，同时，只要形象的触角所及之处，相隔遥远的人们亦可以分享同样的身体图像，因此，这些身体形象被感受为具有普遍的意义，权力话语的局部性亦被遮蔽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些身体图像通常被丰富绚丽的色彩和光影包装得流光溢彩，因此观赏它们能够激起和满足视觉快感，令身体产生快乐冲动，进而迷恋、追逐这些图像，权力的渗透被身体的快乐冲动所掩盖。简言之，通过身体图像，权力关于身体美的话语具体地呈现出来；通过图像的现实关联和广泛存在，这些话语又被人们感受为普遍真理；通过图像的愉悦性，这些普遍真理的渗透被感受为身体享受快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