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传播学学科建构和研究取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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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厘清学科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传播学学科的三种因素――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而参照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分析传播学研究应落在实用传播研究、普遍传播研究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传播学学科应转向背负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任务，成为一门实用性的学科，
　　关键词　传播学　学科建构　取向研究
　　
　　传播学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吸引了国人及诸多学者各方位、多层次的不同兴趣和探讨。然而，我国的传播研究先是引进、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闻传播的研究与媒介的运用。虽然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就倡导要建立我国的传播学体系，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范式革命、学派划分、理论解析等问题的研究也是百家争鸣，但适合我国国情的传播学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来，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传播学在其他领域内的研究与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亟须对传播学学科建构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为进一步建立我国传播学的完整体系和今后的发展取向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准备。
　　我们认为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和取向研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强调要对“学科”本身进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考察传播学是否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和条件，使其获得学术上的正当地位才能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其次应参照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和取向，从而对传播学学科提供可鉴模式，使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统性、创新应变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学科内容和体制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联系社会实践的内容和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完善学科本身，在实践的语境中生发出多元的研究视角，获得学术领域和公众的一致认同，使传播学学科完成向“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学科”的转向。
　　
　　一、传播学学科建构探究
　　
　　学科一词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标准解释之一是指所有知识或学问。也可指掌握某一门学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质，或培养这些品质的培训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学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知识范畴上的，而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中不断产生、发展、转型和消亡的。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T，Craig的观点，有关学科的建构和合法化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在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识方面包括古代经典和现代作品、理论、问题、分析模式等等；体制方而包括大学、系部、专业机构、资助单位、出版商、图书馆、数据库及相关的分类表；社会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个社会层面习俗影响的行为。因此，学科的声音来源于其实力――其学科权威――来源于跟整个社会对话的共鸣(与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相关)，也来源于其知识的独特性、发展速度及其在现有体制中的牢固地位。总之学科体现了体制、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复杂整合；也调节这三者以各种方式争夺名份的紧张气氛。
　　我们从学科建构的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传播学。首先在知识层面上，作为五花八门的资源整合体的传播学，它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学科问的对话。应该说，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础或者说中心。如心理学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调整，社会学与合法的社会秩序相关，分析哲学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需要市场理性等等。那么，现代以来建构的学科――传播学。试图在没有中心的世界中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对基本身份、社会秩序、知识和政策的认识协商，使得整个世界更加愉快地运转。显然，人类问题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难，不同角度之间的协调，这便是传播问题。传播的问题是多元社会的问题，汇聚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层面探讨，特别是在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以后，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被纳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也由此成为了众说纷纭的传播学源头。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们把传播学视角跟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了，将传播学与这些学科的对话最终被内化成传播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语言学，符号学视角及其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移花接木或抄袭已有学科的知识。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传播学科能整合知识的传统来研究人类的关键――传播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传播学科有一个清楚的关注点，在知识的层面上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资源。
　　一门学问是否能成为一门学科，取决于前沿机构对该学科在体制上的认同，这其中也包括国际研究群体的出现，是否具有专业协会和杂志等等。然而在中国，传播学的体制建设从一开始就屡受挫折，直到1997年国家教委将新闻传播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但这并未给中国的传播学带来多少显赫学术地位。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近年来“一级发展论”的呼声不断高涨，即传播学包含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应该说，国家教委已明确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而传播学国际化交流趋势的渐涨，专业化的学术期刊的出现，使传播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体制基础。只是这一体制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还受限于与新闻领域的厘清，也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与趋势的约束。
　　虽然体制、知识对学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撑学科及组成学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对象的首要因素是社会文化实践内容。如果文化因素解体了，再成熟的学科也将不复存在。正如科学所体现的探索精神、不惧传统与权威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勇气，如果在一个无法培养此种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是难于生存的。要解释传播学学科的来源，主要应从“传播是文化实践的一种”来考量，正是因为在对文化实践进行重构，传播学才能更具有知识的生命力和体制的延续性。传播学从我们熟悉的社会传播问题中产生，一种普遍的文化观点认为人际的、组织的及社会的问题都是由于失败的传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过成功的传播来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学的形成过程就像一堆铁屑吸附在一块磁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磁铁周围。正如陈卫星提到：“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因此，传播的观念和具体的文化情景息息相关，因此也就成为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实用性学科不断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在谈到一些实践问题时被公认为是有效的，譬如尽管传播学是从西方引入的。但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国古文化的诸多资料中找到传播的源头，而现实的中国也面临着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
　　判定学科存在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三种因素密不可分。我们要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必须基于以上三者的存在发展。由此，二十一世纪传播学的最高发展目标，就是完成“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传播学转向。中国传播学要积极纳入新的视角，补充新的知识但要避免泛化、边缘化的研究倾向；要在体制上更加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机构设置、协会组织、专业刊物上要与“新闻”分家，强调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独立性；要着力解决中国现阶段文化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使得学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价值观进入到实践领域，不仅吸引着学者们和体制资源，更激发公众不断增长的兴趣和认同。今天，传播学作为解决“人类交流问题”已经获得一种普遍性，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传播学的领域迅速渗透到文学、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以致出现了文学传播学、历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宗教传播学甚至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的符号传播学或文化传播学。这就要求我们急需对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