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中挣扎的言论自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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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媒体的言论自由已大打折扣，而美国的大学，历史上是维护言论自由的重镇。比如代表巴勒斯坦人声音的萨伊德，谈起美国的社会和媒体每每愤愤不平，但谈起美国的大学，则赞不绝口，认为美国的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然而，因“9・11”这一重击，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言论自由要站稳脚跟已颇为吃力。
就总体而论，在名牌大学，特别是私立的名牌大学，言论自由依旧巍然不动。“9・11”后不久，耶鲁的几位大牌教授如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约翰・盖迪斯（JohnGaddis）等就主持了公开的讨论会（teach-in），对“9・11”进行反省，主流的基调是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一讨论在校刊上迅速引起著名的古希腊史学家多那德・奎根（DonaldKagan）的反击，他谴责他的同事在大难之后反而指责受害者。不过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大家求同存异，照样过着过去的日子。MIT的左翼健将、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公开把“9・11”与当年美国导弹袭击苏丹加以对比，认为两者无质的不同，只是美国那次杀人更多而已。对于这样一位国际名人的激烈言论，右派们似乎也奈何不得。

北卡罗莱那大学风波

俗话说，吃柿子找软的捏，右派们在寻求打击目标时，先拿公立大学的不甚知名的教授开刀。“9・11”之后，四位左翼教授在北卡罗莱那大学主持讨论会，公开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北卡罗莱那州是著名的右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Helms）的老家。此公是过去30年中除了里根之外最重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他反对种族平权、反同性恋、反人工流产、反联合国，同时维护烟草公司的利益、支持保守的基督教运动，并且几乎是拉美所有右翼独裁者的朋友。不久前，当“美国之音”抗命播放采访塔利班领袖的录音后，他坚决要求严办。一句话，保守主义在北卡的根基不浅。果不出所料，一位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知名校友、右翼杂志《头版》（FrontPage）的副主编斯考特・鲁布什（ScottRubush）在全国公共广播网（NationalPublicRadio）发难，号召人们向在一个州立大学里容许反美集会的北卡罗莱那大学施加压力。结果，校方一下子收到几百个愤怒的电邮，并在北卡的州议会中受到严厉谴责。但是，该校校长发表强烈声明，捍卫教授的言论自由。从这一事例看，在当今的美国，言论自由比起一战时几个大学解雇反战教授的时期，已有了显而易见的进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像北卡罗莱那大学那样。南佛罗里达大学最近将一位巴勒斯坦裔的终身教授除名。这位教授名叫Samial-Arian，在1990年代初期，他曾邀请了几位激进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到美国开会。他还雇用了一位巴勒斯坦学者，并帮他办了签证。但这个学者回去后，成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者组织”（IslamicJihad）的核心领袖。多年来，Samial-Arian声称他做这些事的目的是鼓励穆斯林知识分子和美国学者的对话，并且事先不知道这些人有任何恐怖主义背景。
美国政府一直想对他采取措施，但就是找不到证据。“9・11”后，电视里公布了他的这些记录，进而使学校一度因收到死亡威胁而被迫关闭计算机系。由于学校不断受到抗议电邮、电话的骚扰，以及校友、议员、未来的学生的威胁和压力，终于决定解雇这位教授。在美国，终身教授就是个铁饭碗，只要他不犯罪、按时上课，校方就无解雇之权。这也是言论自由的制度基础。而对Samial-Arian目前还找不出任何犯罪的证据。这次破例解雇自然是对大学长期维护的学术自由的侵犯。该校校长无奈地说：“我们尊重学术自由，但我们必须考虑学校能忍受多少对正常教学的干扰。”但Samial-Arian坚持说：“人们有权利听到那些非主流派的意见，我也有义务表达这些意见，因为我热爱真理，也热爱这个国家。”

谁在限制言论自由？

另外几起案例，结果并不像上述两例那样黑白分明，却十分引人深思。新墨西哥大学的教授理查德・博斯欧德（RichardBerthold）在“9・11”后开始讲他的古罗马史课时，开了一句不得体的玩笑：“谁能炸掉五角大楼谁就会赢得我的一票”，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在新墨西哥的州议会和当地的广播网中，对博斯欧德的攻击持续了几个星期，博斯欧德本人可能因此面临被停职停薪一学期的惩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斯欧德本人是个保守主义者。他事后坦率承认，他的玩笑开得愚蠢，活该挨骂。但他又说：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包括那些邪恶的言论。学校加给他的罪名包括“使用侮辱性语言”。这使他得出结论：“当今美国的校园正以社会正义的名义领导着不宽容的潮流。”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图书馆的助理在9月12日接到他同事送给大家的一个伤感的说教式电邮，题为“美国：好的邻居”，他随手回了一电：“我们美国的纳税人资助和武装了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以色列；我们还在轰炸伊拉克。到底谁是恐怖主义者？”结果，两天后，他被停职停薪一周，罪名是他的言论“对那些在种族、宗教、和家庭上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同事造成了威胁”。然而，他的电邮中未提任何同事的名字，他只是觉得那个发给他的电邮是邀请他参加讨论。最后，通过工会的努力，他把丢掉的工资都要了回来，结局还算不坏。
这两个事例引发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谁在限制言论自由？是如今当道的右派？还是过去活跃异常的左派？什么叫“侮辱性语言”、“威胁性语言”？右翼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的斯坦利・科特茨（StanleyKurtz）声称，当今的言论控制完全是左翼的遗产。正是那些左翼，在当年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等抗议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一套“政治正确”的言论尺度。你要说黑人笨，对黑人而言就是“侮辱性语言”，你要说某某文化具有侵犯性，那么对于从那一文化中来的人，就是一种“威胁性语言”。于是，讲话不能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或什么别的歧视；于是，要立法限制“政治不正确言论”，造成了国家有权管老百姓说什么话的局面。如今右派正是基于这一遗产，利用左派创建的游戏规则，以不得侮辱别人的感情为借口，打压“不同政见”。
当然，以左压右的事也不是没有。在加州的另一所大学，OrangeCoastCollege，政治学教授肯・赫尔森（KenHearlson）遭到带薪停职的处罚，原因是在9月中旬的一堂课上，他与穆斯林学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学生告他对穆斯林学生有偏见、无端指控这些学生支持恐怖主义。赫尔森辩称他不过是想激发课堂讨论，让大家澄清那些一方面谴责“9・11”，一方面又支持哈马斯的中东政府是不是采用了双重标准。后来赫尔森虽被证明无辜，但学校在未经任何调查程序就把他送回家，成为“极左”政策严重侵犯学术自由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