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政治、新技术与公共领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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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范畴像如今其他的任何东西一样被激烈争夺。西格蒙特・鲍曼将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和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对比：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希望将普遍价值合法化，他们通常是为国家机构效力；而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仅仅阐释文本、公共事件以及其他的人工制品，运用他们的专门知识来为公众对事物进行说明或阐释（1987；1992）。鲍曼宣称，有一种由现代知识分子向后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现代知识分子是作为普遍价值观念的立法者，使新的现代社会秩序合法化；而后现代知识分子则仅仅是作为社会意义的阐释者。鲍曼由此将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角色的非政治化加以理论化。

相反，我力图在“职能知识分子”与“批判-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之间做出区别，“职能知识分子”服务于现存社会价值观的再生产与合法化，而“批判-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则反对现存秩序，并为进步的社会转变而斗争。职能知识分子早于传统理论家，而今天他们却要做政党或利益集团的小职员，或者仅仅是为了某种具体目的而设计有效途径的技术人员。技术-职能知识分子在各专业领域（如医学、物理学、历史学等等）运用他们的技巧来增加技术知识，对于它的结果、目标、他们为之服务的价值观或者他们行为的社会有用性或无用性则不管不问，而职能理论家建构话语来对现存社会关系、机构和实践进行合法化。

今天，在一种正在扩展的全球信息经济中，知识分子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比以前更为重要。知识分子概念在传统上只包括脑力劳动者，他们创造观念，书写文本，发展并转化知识能力，它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立，体力劳动者生产商品，并在生产、重工业、农业和其他主要依靠体力劳动的领域运用双手进行劳作。知识分子与脑力劳动者的区别仅仅是一种理想形态，从来不是绝对的，并且其自身也进行着变化和历史转变。我的主张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概念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变，对之必须结合新技术和新的全球经济和文化进行重新思考。

尽管职能知识分子是现存社会的服务者，专门研究立法和技术知识，而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为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斗争。他们却往往都以他们声称受到侵害的现存价值（如真理、权利、法律规范、正义等等）的名义发出他们批判的声音，有时也以据说是现存秩序中更具有潜在性的价值或理念（如参与民主、社会主义、女性和黑人的基因平等、生态保护等等）的名义。批判的知识分子运用他们言说和写作的技巧对不公正和权力滥用进行谴责，并为真理、公正、进步和其他普遍价值而斗争。用让-保尔・萨特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在任何不公正出现的地方对之加以谴责”（1974；285）[1]。对萨特来说，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写作和言说，谴责压迫并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在此种模式中，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见证、分析、揭露和批判广大的社会罪恶。

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的领域和舞台曾经是“词语”，他（她）的职能是在任何不公正所可能出现的地方对之加以描述和谴责。现代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活动领地是哈贝马斯（1989）所说的存在于民主辩论，政治对话，以及报纸、杂志、小册子和书籍写作与讨论之中的公共领域。当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批判的，或者从任何意义上来讲是进步的。如上所述，知识分子可以分为反对不公正和压迫的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以及生产意识形态话语和使现存社会合法化并为之服务的技术性知识的职能知识分子。在下一部分，我将讨论对批判-对立知识分子的经典概念的来自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某些挑战，以及新技术和正在出现的公共领域为民主讨论和民主介入提供了怎样激动人心的新的可能性，这要求对批判的知识分子进行重新界定。接下来我将讨论公共领域概念的一些变化，以及在当代，新技术和公共领域是如何为知识分子的重新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

民主涉及到在政府事务中权力与公众参与的一种分离。在启蒙运动和18世纪民主革命时期，公共领域出现在那些个体能够对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辩的地方（哈贝马斯，1989）。公共领域也是对国家和现存社会的批判能够流通的地方。18世纪民主公共领域的机构和空间包括报纸，杂志，非国家拥有和控制的出版社，人们阅读报纸和进行辩论的咖啡馆，观念和批判得以产生的文学沙龙，以及进行公众演说和辩论的公共集会等等。

当然，由阶级路线和完全不同的阶级派别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政党、组织、公共空间和意识形态，每一不同的阶级都吸引着词语和写作方面的专家，他们就是知识分子。被压迫群体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反叛的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组织的代表，到像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英国女权主义者，着有《女权辩护》等，译注）一样为女权而斗争的女性，再到因肤色、种族和性别而被压迫的群体的领导者，等等。这些反叛的知识分子攻击压迫，推动寻求压迫根源的行动，将思想与行动，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因此，在19世纪，工人阶级在工会、政党小组、聚会场所、沙龙以及工人阶级文化机构中发展了自己的对立的公共领域。随着欧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替代性的出版物，激进的文化组织，以及罢工、静坐示威和政治叛乱也作为一种对立的公共领域而出现。

同时，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也被分化为具有相反社会职能的对立群体。传统的批判知识分子――以托玛斯・佩恩（Thomas Paine，1737――180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着有《人的权利》、《理性时代》等，译注）、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以及后来的海涅、马克思、雨果、德雷福斯 、杜波伊斯、萨特和马尔库塞为代表――对不公正和压迫进行大胆的批判，并为公正、平等和其他的启蒙运动价值观以及诸如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等不凡的目标而斗争。实际上，启蒙运动作为设定知识分子重要社会职能的一种话语和运动，本身就代表了批判知识分子一个最为成功的结果。而保守的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行攻击，并生产出使任何可以想象的压迫合法化的话语――从阶级到种族、性别、和种族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