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率之辨：８％还是２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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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经济理论以生产函数为基础，认为宏观统计变量之间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投入产出关系。本文认为，目前所有的国民核算统计变量都是货币量值的，是由社会关系或者说由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将重新解释我国的经济增长和有效需求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关键词]生产函数 收入-支出模型 资本存量
目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大都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即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作为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关系来研究。笔者通过对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争论的研究，在1998年得出一个结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由于GDP和其它国民收入的统计变量是由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所表示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有效需求”问题，本文将从“货币经济”的角度，重新探讨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和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的人均GDP
在2020年将达到1万美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这个问题能够明显地表示出本文的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的区别。目前，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分析的方法，即把名义GDP划分为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讨论经济增长时完全采用实际GDP指标。但是，GDP作为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根本就不表示任何实物，也不可能存在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的划分，（柳欣，2006）这种分析导致了严重的逻辑混乱。
在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应用实际GDP的例子，作者在讲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时写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努力工作和技术进步，使实际GDP的增长率连续三四十年保持在7%左右。这种7%的增长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从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的人均GDP从战后的130美元增加到30000美元，韩国从50美元增加到12000美元，台湾地区从80美元增加到16000美元等等。当我们把上下两段话放在一起就出笑话了，因为GDP每年增长7.2%，10年会增长1倍，这些国家和地区怎么可能按7%的增长率在40年的时间里增长这么多呢？上面的数字当然是名义GDP，要解释这些数字当然也要用名义GDP，比如日本在1990年代前的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15%，同时日圆对美元的汇率提高了3倍，而韩国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接近30%并伴随着货币升值。显然，这种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完全是采用名义GDP并按照实际汇率计算的，而如果采用实际GDP计算，统计指标表明经济增长无法与统计数据相一致。
这种按照实际GDP的计算导致了生产函数分析的严重逻辑混乱。在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Y=F（K，L，A）中，作为其产出的GDP是以实际GDP测量的，但经济学家把作为投入的资本和投资却采用名义变量，因为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根本就找不到资本的长期价格指数，即资本只是来自于以前用货币计量的投资。这种生产函数的计算显然存在着逻辑错误，即把名义值和实际值搅在一起了。同样，在生产函数中，劳动的计量采用的是实际值，而资本却是没有被价格水平除过的名义值，这又怎么能够计算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出呢？把名义值和实际值的资本劳动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按照名义GDP和“生产函数”投入方的名义值来考虑投入产出关系，则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基本定理，即花1美元一定有1美元GDP，用收入-支出模型表示就是GDP=C+I，1美元的投资将产生1美元的GDP，这是毫无疑问的基本定理，而按照目前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的分析，其“基本定理”竟然是投资1美元将不会产生1美元的GDP，因为这里还有劳动和技术进步的贡献，这两个基本定理哪一个是正确的？只要拿出检验资料检验一下，结论将是一目了然的。
经济学家们按照这种实际GDP方法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得出我国1980年以来的实际GDP增长率约为8%，自1997年以来也一直以8%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按照这个目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到2020年人均GDP约为3000美元。目前我国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关心由于资源的约束，中国经济是否能够保持8%的增长率和在2020年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2005年，美国高盛公司提供的一份预测报告中称，到2020年，中国和印度的GDP总量加在一起将超过美国的GDP总量，同时提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升值1倍。就国外许多经济学家一直怀疑中国能否按照8%的增长率持续增长而言，这个预测的数字显然是比较乐观的，当然也是为了向美国人发出警告。但这个预测数字太保守了，因为这里完全是按照实际GDP增长8%计算的，虽然考虑了汇率的变动。这里存在着严重的计算错误。首先，如果汇率不变，按美元计算的GDP总量应该按照名义GDP增长率而不是实际GDP8%的增长率进行计算，中国从1980～2005年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是16%而不是8%，如果按照16%的增长率进行计算，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赶上美国而不需要再加上印度。其次，GDP总量的比较当然是按照汇率进行的，当人民币升值1倍时，这个预测数字就更不对了，中国只需用10年时间就可以使GDP总量赶上美国。
现在，我们采用名义GDP的计算方法来看中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将是多少。2006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如果按照1980～2006年平均16%的增长率计算，那么GDP 4年多翻一番，到2020年将毫无疑问地超过1万美元。为了保守起见，我们采用我国2001～2006年经济增长处于低谷时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约为13%，即GDP的增长5年多翻一番，到2020年，人均GDP也将在1万美元左右。显然上述计算没有考虑汇率的变动。日本、韩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都伴随着货币升值或面临着汇率升值的压力，目前人民币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是人所共知的，预测得保守一点，如果在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50%，中国的人均GDP也将达到15000美元。这样，中国在2020年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这并不是胡言乱语，按照2020年中国人均GDP 1万美元来考虑问题是完全有依据的。
二、一个巨大的矛盾:
35%的储蓄率与计划的8%实际GDP增长率
自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学家按照1980年以来年均实际GDP增长率8%的经验，将8%作发展指标，并作为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个8%大有把美国潜在生产能力3%增长率的样式写进中国教科书的趋势（我国许多教科书已经这样写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悲哀。美国长期名义GDP的增长率一直是3%，而中国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教科书却搬用了实际GDP的增长率，这样的差以毫厘无疑会失之千里。
我们在前面表明，GDP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是受有效需求所支配的。作为名义GDP，采用货币数量恒等式则有：MV=GDP，假设货币流通速度V不变，则名义GDP的增长率将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这样，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与资源约束和技术进步或生产函数完全无关，只是取决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稳定在3%，是由其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货币供应量长期为6%的增长率所决定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多少，当然要考察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运行的规律，和保持其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展开对货币金融体系运行的分析（柳欣，2006），只能对此做简单的说明。我们来看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在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存款，M2是根据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方统计的，假设在全部储蓄中划分为银行存款和其它项（如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储蓄率。再假设银行存款等于贷款或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不变，或者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当储蓄率决定时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将被决定。由此可以推论出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条件，即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稳定的银行存款和其它项的比率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条件即是经济稳定的条件，经济波动完全是由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不稳定，将导致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过度赢利与破产的循环，由此导致经济波动和失业。
按照这种简单的分析，即可以采用经验资料来说明经济增长率或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为了简化，这里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和储蓄中银行存款的比率不变，则抽象出储蓄率和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根据经验资料，美国长期3%的增长率是与其10%的储蓄率相对应的，日本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约在35%左右，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达到了24%，台湾地区在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为30%，名义GDP增长率为22%，韩国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达到了40%，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达到了30%。这些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同时表明，按照亚洲国家的经验，当储蓄率达到30%以上时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0%。
为了表明我国的实际情况，需要把上述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扩展到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增长率的关系上，即我们不再假定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不变或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对于储蓄率、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增长率的关系，我们采用M2对（名义）GDP的指标来说明，如美国长期M2对GDP的比率为1.2:1，如果这个指标提高了，则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将下降。
我国1980～2005年平均储蓄率为30%，名义GDP增长率为16%。这个数据低于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除了GDP统计中的问题（如2005年工业普查使GDP增长了16%），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使我国近年来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达到了1.8:1，这种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可以用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大幅度上升来解释，即货币供应量是按存款统计的，而总支出和GDP却取决于贷款，这种商业银行的存贷差使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出现了异常。
现在回到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目前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及其稳定性的要求与怎样的名义GDP增长率相适应。2001～2006年，我国的储蓄率保持在35%左右，如果假设M2对GDP的比率为美国的1.2:1，或为日本35%的储蓄率对24%的增长率的比值，则我国目前35%的储蓄率所对应的名义GDP增长率必须超过20%，而我国2001～2006年平均13%左右的增长率显然与目前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不相适应的。换一个角度，考虑1980～1997年，我国平均的储蓄率约为30%，名义GDP增长率接近20%，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的比率在1.2:1左右，这个经验如果能够大致反映我国货币金融体系与增长率的相关性的正常值的话，那么，目前35%的储蓄率与计划8%的实际GDP增长率（没有通货膨胀）之间将产生巨大的矛盾。可以说，近年来，我国经济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矛盾中运行。
由于1991～1996年的高增长（平均名义GDP增长率超过25%），导致了1997年以来严重的经济衰退，其谷底的1999年，名义GDP增长率下降到4.3%。如果说，在经济衰退时期制定8%的增长率目标尚可理解的话，把8%的增长率作为长期目标，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经济开始复苏时还依然力图把增长率控制在8%，就会产生这种货币金融体系与受到控制的8%的经济增长率的巨大矛盾。近年来，这个矛盾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是：第一，自2003年名义GDP增长率超过10%以来，政府每年都采用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控制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但效果甚微，只要稍有放松，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马上回升，并越来越难以控制；第二，近年来我国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即使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严重膨胀的条件下，大量游资充斥市场，商业银行依然面临严重的存贷差，这是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严重背离的必然反映。
三、经济增长率的含义和意义
如果这里真的存在反映实物的实际GDP增长率，那么，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显然可以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去求取产出最大化，资源约束和技术进步将是讨论的核心问题，但这与美国长期保持3%的增长率和中国把增长率稳定在8%是不合拍的，因为技术是变化的,而不会稳定在一个数值上，同时，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只是货币数值，而它根本不反映任何技术上的关系，微观上各种产品的投入产出数据只有生产它们的工程师知道，而经济学家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些数据。由此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把增长率定在百分之几呢？这就需要表明GDP增长率的含义和意义。
GDP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只是货币量值，它们并不表示技术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以获取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可以采用收入—支出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即W＋d＋r＋π= C+I=GDP（其中，W为工资，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r为利息,π是利润）。公式的收入一方就是企业的财务报表的加总，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赢利。模型中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所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成本构成，即总成本为：W＋d＋r，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W＋d＋r）时，厂商将获得利润，而企业能否赢利正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因为企业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
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或GDP水平的变动将决定企业赢利还是亏损。在上述模型中，如果假设工资等于全部消费（即W＝C），则利润（π）就取决于投资是否大于折旧加利息，即π= I-（d＋r）。在这里，重要的是由资本存量价值（K）所决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给定折旧率（δ）和利息率（i），则企业的固定成本（d＋r）将取决于资本存量价值（K），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由以前的投资决定的，这样，本期的投资将在下一期转化为资本存量，从而只有当投资的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时，才能保证企业不亏损，也就是说，由于投资的增长使资本存量的价值增加了，当存在着正的折旧率和利息率时，要使企业不亏损，必须有新增加的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则这一模型的均衡条件或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Y/Y（Y＝GDP）不变，资本－产出比率K/Y不变，工资对折旧的比率W/D和消费对投资的比率C/I以及投资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I/K都是不变的，从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息（利润）之间分配的比率W/r也是不变的，从而r/K＝i。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来自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关系，一旦利息率被给定，则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利息率。上述稳定状态均衡的条件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即由统计资料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事实，如美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一直稳定在3%左右，资本产出比率、收入分配中工资与利润的比率和利润率也长期保持稳定。
有效需求问题可以用这种收入－支出模型来表示，这一模型的稳定状态要求收入分配的比率等于产品成本的比率，即在稳定状态下，模型中表示收入分配的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W/（r＋π）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W/（d＋r）将是不变的，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因为工资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这样，有效需求可以用两个比例的关系加以表述，即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和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即W/（d＋r）和W/（r＋π）。这两个比例的关系正是这一体系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