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H–O理论”比较优势中引出的成本模型及在我国运用的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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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H–O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入手，分析其科学进步性及自身的局限性，并结合当代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自己构建了一个成本模型，力图证明单个商品的要素成本构成的差异导致了国际比较成本优势。最后还考察了比较优势在我国的运用，以期望我国在加入WTO后，国际贸易仍能有良好的发展势头。
[关键词] “H–O理论” 比较优势 国际贸易 成本模型
一、“H–O理论”比较利益优势的基本考察
比较利益学说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也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不论理论经济学的各色流派如何相互对立或刻意标新，只要涉及国际贸易的研究，就不能忽视古典国际贸易学说的基本原理。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初就引入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他指出，国际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国际贸易的唯一决定因素。而后该理论发展成为要素禀赋理论，其核心是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即“H–O理论”。俄林受卡塞尔和赫克歇尔的影响，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描述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贸易流动的方向，并运用简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国际贸易理论。他指出决定商品进出口的因素不仅仅是劳动，还包括资本。这样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就变为生产要素比例差别所决定的要素禀赋理论了。为了对“H–O理论”有一个我自己的评价，我决定在方法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它作一下分析。
首先在方法论上，“H–O理论”沿用了19世纪后期已臻成熟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俄林将一般均衡理论方法全面地运用于国际贸易研究，成为用此方法阐述国际贸易原理的首创者。但“H–O理论”最关键的方法论特征及其严重后果是取消了劳动价值论分析，而代之以多种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分析。众所周知，直到本世纪30年代，西方各个国际贸易论流派乃至每一本理论著作都离不开首先从劳动耗费出发论述生产成本差异，或至少在具体举例说明中仍将劳动耗费作为衡量比较利益的基本单位。而俄林的做法开创了一个纯粹均衡价格分析的理论时代，不过这至少使国际贸易研究从宏观分析转入微观研究。他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到了国际贸易理论中，使国际贸易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同步发展，大大丰富了国际贸易的概念、方法和原理。但是“H–O理论”正因为舍弃了劳动价值论而导致理论重心的偏移和分析问题的表象化。理论科学的长久生命力在于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李嘉图的古典比较利益学说和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都揭示了国际贸易的内在本质。而“H–O理论”重心偏移为价格分析的特征，在西方发达国家政策和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活动中埋下了以价格竞争、倾销与反倾销、货币汇率频繁调整和经济制裁等为特征的“贸易战”、“货币战”的祸根，即导致了西方国家的贸易政策走上一条忽视生产领域变革、突出流通领域倾轧的不归之路。
其次，从实证中，“H–O理论”虽然对五十年代后西方各国纷纷采取重塑人力资源，大力发展资本输出和鼓励外来投资，促进劳务合作与服务贸易，开展资源共享和能源合作等方面有深远的影响，但它在现实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一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根据“H–O理论”二战后初期美国是资本要素丰裕而劳动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它应当输出资本密集型商品而输入劳动密集型商品，但里昂惕夫1947年和1951年两次运用“投入产出法”进行验算的结果表明，美国恰恰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二是“克拉维斯验证”，即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克拉维斯对“H–O理论”进行验证，以便证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商品是由比较低的劳动成本（工资）创造的，结果却发现实际上每个国家出口工业的工资在国内均属于最高水平，与“H–O理论”的判断又不相符；三是“霍德验证”，这是霍德在1967年对美国与英国之间贸易流向的商品结构所做的考察，结果发现两国之间相互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的事实与“H–O理论”的判断也不相符。二战结束以来，约有3/4以上的国际贸易额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生产要素比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换言之“H–O理论”只能解释不足1/4的国际贸易量，这也是后来“产业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而“H–O理论”不能解释的状况。
二、构建成本模型
上述分析可能对我以下引入的成本模型的阐述略显拖沓，但我也只有基于上述分析才能明确自己构建下面的数学模型的目的、基础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能用要素禀赋理论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就不得不对它进行修正和扩展，为此西方经济学界提出了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用来解释当代国际贸易格局发生的新变化。而我在看了范尔威（Falvay）等人的解释后深受启发，于是扩展了一个数学模型，并在理论上改进了原有的假设。将要建立的这个成本模型以单个商品成本为基础，其中包括了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又添加了技术成分、信息管理要素等组成部分。成本模型如下：
C=A(mK+nL)+f
式中 C为单个商品的生产成本，它包括了许多生产要素的成本。
A为技术因素，代表该商品的技术含量。A越小，技术越先进，所费成本越小。并且A依附于资本和劳动要素。
K为资本的单位成本。
L为劳动的单位成本。
m为资本的投入量。
n为劳动的投入量。
f为花费于获得信息，管理等其它方面的要素成本。
1、 关于两种不同商品的阐述
这种解释基本上沿用“H–O理论”的解释。因为两国在商品价格上的差异是两国进行贸易的基础，而商品价格差异是由于商品生产的成本比率不同。假设有甲、乙两国，A、B两种商品，若甲国A商品成本比乙国A商品成本低，而甲国B商品成本比乙国B商品成本高，则必定会发生甲国以A商品交换乙国B商品的贸易行为。若甲国A、B两种商品的成本都比乙国A、B两种商品的成本高，并设甲国A、B两种商品的成本为CA、CB ，乙国A、B两种商品的成本为CA‘、CB ’，则看CA/ CA‘与CB /CB ’孰大孰小，就甲国而言，若CA/ CA‘ 大于CB /CB ’，则甲国在B商品上有比较优势,一样可以发生国际贸易。
2 、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
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于1954年进行的著名的实证检验，发现美国出口品中资本含量低于进口品中的资本含量，显然这有悖于“H–O理论”，但在此过程中引入的种种假说和概念都对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也想用我上述成本模型在两方面解释一下里昂惕夫之谜。
第一，考察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商品，虽然其资本成本要高于劳动成本，但在成本模型中还有f这个用于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成本。因此在美国这样一个注重高信息、现代管理的国家中，对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与研究肯定会投入较大的成本，这种无形要素的投入越来越成为贸易的基础，它决定着一国比较优势的格局，于是总成本C就会变大。因此同样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在美国投入的成本较大，反不如进口来得能获利。这也是传统的要素迷惑了我们。
第二，我们试着回到1954年看看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美国在1947年和1951年生产每百万美元美国出口商品和每百万美元进口竞争商品所需资本数量的实证分析（见表1）。我们现在用动态的眼光看待两个不同时期的进出口商品的要素依赖比例，不难发现若用平均每一人一年的资本表示的进口竞争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之比，1947年为1.30（18184÷14015），1951年为1.06（13726÷12977）。
表1 里昂惕夫的计算
1947年 1951年
出口 进口竞争 出口 进口竞争
资本(1974年的美元价格) 2550780 3091339 2256800 2303400
劳动(人/年) 181 170 174 168
平均每一人年的资本量 14015 18184 12977 13726
注： 转引自张二震、马野青：《国际贸易学》1998年版，pp.75 表3-3。
两年进出口商品的要素依赖比例是不同的，这也说明一国进出口贸易的生产要素依赖结构是逐渐变化的，反映在上述成本模型中就是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即m/n的数值是不断变化的，而技术因素A的大小加速了这种变化。A应当是细分为分别附在劳动上的技术因素和资本上的技术因素。二战以前国际经济关系并未发展到成熟阶段，生产要素在各国国内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间的流动条件还未完备，在国际间的相互流动也刚刚起步，所以它们的流动性是较弱的。生产要素的这种流动性不足状况在俄林看来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现象，甚至是永久性现象，因此被他们以“禀赋”概念固定下来，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使“H–O理论”先天的陷入一种被动矛盾的境地。二战后资本、劳动等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在美国仅资本一项的输出就空前巨大，打破了“H–O理论”所认定的生产要素禀赋的格局。当西欧、日本以及许多国家经济上处于恢复阶段，对美国提供的各类消费品依赖较大，而对制成品需求相对不足之际，美国国内生产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大量需求，而海外伙伴国及美国海外投资生产的制成品则多数依靠返销美国市场，这种状况应当是造成“里昂惕夫之谜”的首要原因之一。二战中大量犹太和欧洲科技人员、熟练劳动力移民进入美国，战后各国原材料、矿产品对美输出等，都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加强了上述格局。同时撇开“里昂惕夫之谜”要素的流动性又随着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科技革命浪潮，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应用，能源革命等因素有了进一步提高。显然，在70年代后的世界贸易中，静态的生产要素禀赋对国际分工与专业化的制约日益下降，而各国对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及配置效率则日益成为决定国际比较利益优势的关键。所以说技术因素A对各个具体商品中的构成比例，或者说对于商品的要素依赖比例起着重大的变革作用，大大改变了各国原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