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史学科和经济史研究的三个问题——在2002年经济史年会上发言的要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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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社会经济史”

在去年九月天津举行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侯建新先生作了一个报告，把“经济—社会史”视为西方正在形成的一个新兴学科。他认为，经济史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是它的黄金时代，但很快就走向衰落，原因是它的“唯科学”的倾向，片面强调计量、逻辑、模型，成为脱离社会的枯燥乏味的学科。20世纪末，西方经济史改弦更张，强调人文关怀，重视与社会史结合，同时社会史也向经济史敞开大门，于是出现了一批以“经济—社会史”命名的刊物、著作、课程、讲座等等。他主张，中国也应该努力建设“经济—社会史”学科。“经济—社会史”的勃兴的确是国际史学发展值得注意的一股潮流，并且已经对国内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强调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也是完全正确的，但不应推导出中国以前没有社会经济史的结论。，例如，杨国桢先生就在会上提出了异议，“经济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在中国和西方早已有之，西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中国以傅衣凌、梁方仲为代表。厦门大学出版的经济史刊物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经济所出版的经济史刊物叫《中国经济史研究》，代表了中国经济史学中偏重于社会学方法和偏重于经济学方法的不同流派。

这一争论不是孤立的。最近我看到一些强调经济史应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文章；这次会上也有论文命题为“从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这些文章诚然包含了正确的主张和有价值的意见，但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以前的经济史不是社会经济史，现在为了纠正这种偏向而需要提倡社会经济史。这实在是需要予以澄清的一种误解。

其实，现代的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是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下研究和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它开启了现代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并导致了社会经济史传统的形成。在社会史论战之后创刊的《食货》半月刊（1934—1937），封面上赫然写着“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刊物的内容则涉及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所谓“经济史”是指与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史”则是以经济为主体的；两者是一致或相通的。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又一源头和重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早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陈翰笙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时就组织了农村社会经济的调查，为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汤象龙等人在社会学家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进行经济史研究，并于1932年创办中国第一个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由陶孟和主持工作，汤象龙、梁方仲等人继续从事经济史研究，稍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亦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上情况足以说明，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是社会经济史；并不存在现在才来建构社会经济史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学在其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的学术流派，但从总体上看，它们都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史的轨道。抗日战争期间，傅衣凌先生在福建发现了一批明至民国的土地契约文书，撰写了《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子。傅先生研究的特点是重视对民间文书、碑刻、乡规民俗等的搜集和使用，把对地方社会的细部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并逐步形成经济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傅先生和他的弟子们把它称之为“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突显了该学派把社会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研究、把经济史与社会史密切结合的特点，但它并不否定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中国现代经济史学具有社会经济史的传统，而且傅先生的理论和方法一定意义上已成为经济史学界的共同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比较重视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有人称之为以经济学研究经济史的流派。但他们并非只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非孤立地就经济而论经济，而且明确地反对这样做，他们十分注意经济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他们既继承了梁方仲、汤象龙等人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也充分肯定和吸收了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例如，叶显恩先生运用徽州文书研究徽州佃仆制度的硕士论文，就是梁方仲先生征求严中平先生意见后确定的；梁先生还亲自带着叶先生到经济所来讨论和请益。经济所已故章有义先生亦以运用鱼鳞图册、契约文书、地主分家书、置产簿、帐本等研究经济史见长，与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有不少相似之处。吴承明先生擅长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但他很推崇傅先生的研究，并在晚近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考察。以上事实既反映了不同学派、不同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也清楚地表明所谓“经济学的经济史”、“社会史的经济史”的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中国经济史从主流和总体上看，仍然是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畴。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创刊时，本打算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名称，只因厦门大学的刊物已经用了这个名称，才改用现在的名称。

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向，是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们知道，我国有经济史系统记述的悠久传统，主要表现为正史和政书中延绵不断、首尾相续的“食货”系列。但它只是传统史学的附属部分，在封建正统史观的指导下记述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及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近代经济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它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分析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因为它把经济视作整个社会的基础，把经济史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经济活动只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它的基础。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传统，例如，法国年鉴学派就是因1929年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的。但正如侯建新先生所说，西方学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出现了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倾向，而晚近又重新强调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就是针对这种倾向的。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的倾向，但五六十年代一般只讲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它们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但毕竟不能涵盖丰富多彩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文革以后，史学界纠正了这种偏向，关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更广泛的方面，经济史研究也因此展现了更丰富的内涵。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在新的形势下一种新的偏向正在产生，这就是只注意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现象的描述，忽视对决定整个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探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史与经济史的一种背离。

我们主张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这种结合正是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在今天，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我们在进行经济史研究的时候更应该综合考虑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不应该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珍惜和发扬社会经济史的好传统。所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向，是要把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来研究，既着力把握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又全面展示社会经济生活的丰富内容，而不应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更不是把经济引导向脱离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研究的“社会史”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