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对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研究是卓炯的开创性贡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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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卓炯提出有两种不同的范畴：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和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后一范畴是前一范畴的基础。开展一般劳动过程及其经济范畴的研究，是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尝试。
[关 键 词]卓炯；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商品经济；广义政治经济学
一、“有两种不同范畴”的提出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卓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针对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限制、排斥商品生产．人民生活消费品供应困难这个实际，提出“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个基本论点，同时强调要运用辩证法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即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原理，来认识商品经济，认为商品经济有广义、狭义之分，要划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界限，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要大力发展，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种观点与主张，在60年代直至80年代初一直被视为修正主义受到批判。他在60年代初期为论证自己的论点与主张、撰写了《从劳动范畴来试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一文，根据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的有关提法、提出“有两种不同的范畴：一种是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一种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当然是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但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往往以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为基础、例如资本就是这样。资本作为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就是生产资料，作为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才是资本。”。但此文当时未能公开发表，只作为参加1962年广东经济学会年会的论文稿在会上印发。当时我国流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是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移植过来的，实际上只相当于苏联当年实行计划经济再结合我国具体实际的有关政策汇编，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重要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只强调其反映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采取了抛弃(如剩余价值)或限制(如价值规律)的办法，根本谈不上从中发现其一般性及认识其可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
卓炯提出有两种不同的范畴，认为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是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基础，作为商品经济和其它一些经济范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理论依据，并提出经济范畴二重性和经济规律二重性等相应观点。我认为这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诞生到20世纪中叶，一直以具体的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其经济范畴都是反映具体生产关系的，是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对一些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如资本、剩余价值的一般性作过论述，可是由于《资本论》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露并阐明其特殊性为主要任务，对这些范畴的一般性的论述处于一种不发达状态，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所以，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就只讲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不知有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或虽隐约有所察觉，但一直没有明确提出过，更谈不上搞清这两种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思想上受束缚很严重。卓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明确提出有两种不同的范畴，指明它们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就为开展对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研究打开了大门，指明了方向。卓炯在改革开放的政治大环境中才得以公开发表其研究一般劳动过程及其经济范畴的成果，尽管还很可能有未尽善处有待进一步探讨，这也是新理论在所难免的，但这毕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创新，对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我认为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在60年代初期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这个论断，我认为属于这个开创性贡献的重要成果之一。
迈出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不妨举个例子作对照。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病，提出过不少重要的改革意见并在理论上有所论述，其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弃旧创新理论，在改革开放前同卓炯一样一直被视为异端受批判，有北孙南卓之称，改革开放以来也被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先驱之一。本文只着重简略地谈其有关的一点，即他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无流通论。这种无流通论是社会主义自然经济论的重要内容，它不承认全民所有制经济各个企业之间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而搞产品调拨，排斥劳动转化为价值，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孙冶方认为，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企业间互相交换的劳动产品虽然已不是商品而是产品，但它们仍然有价值，仍然要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企业的生产和交换乃至整个再生产仍然要受价值规律支配。孙冶方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有流通，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又认为《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这些一般规律，就是思格斯所说，去掉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余留下来的全部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应该从《资本论》中去好好学习的。”②这些观点都与卓炯的基本相同。孙冶方把价值规律同商品脱钩，尽管对价值规律也能着眼于劳动而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的提法③，并且认为“价值规律远比我们过去所设想的(同资本主义、至多同商品经济共存亡)要长久”，可是他认为“没有必要”给它“加上一个‘广义的’和‘狭义的’区别”。他说：“价值规律就是价值规律，至予这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如何体现自己，如何起作用，却正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应该加以研究和阐明的。”④“这就反映了孙冶方还未能把一般社会生产或说一般劳动过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专门研究对象来考虑他虽然隐约地意识到价值规律的一般性及其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有特殊表现，但还未能提出有两种不同的经济范畴的观点，在我看来，也就是未能打开对一‘般劳动过程范畴进行专门研究这个大门。
二、开展一般劳动过程及其经济范畴的研究是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尝试
(一)确立马克思劳动经济学的观点是基础卓炯对一般劳动过程及其经济范畴的研究，概括地说，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广义来说，实质上是劳动经济学”⑤“这个观点为基础，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二重性的论述，运用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原理来展开的。
卓炯早在60年代初即“已经初步确立了关于马克思劳动经济学的观点”。⑥但只阐明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等范畴，没有进一步展开。直到70年代末他才得以充分开展对一般劳动过程及其范畴的研究。这个时期他专门探讨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重要论文《对剩余价值的再认识》，已经对什么是一般劳动过程、何以经济范畴可以分成两大类、为什么商品经济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劳动过程范畴在政治经济学中处于什么地位，以及劳动过程的范畴体系这些有关一般劳动过程的基本问题，作了初步的论述。此后在80年代初期，又陆续发表了《关于(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探讨》、《对商品经济的再认识》、《应该探讨经济范畴的二重性》以及《试论价值规律的二重性》等重要论文，中都是要探讨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他认为，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是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基础，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正是建立在这个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基础上的，而我们长期以来，只重视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这就必然要受到它的束缚使思想得不到解放。更由于没有牢牢掌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劳动，缺乏一个劳动过程范畴的体系，因而总是在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中兜圈子，结果走进了死胡同，所以他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新的探索。他说：“我发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建立在他的劳动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懂得了马克思的劳动学说，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本质是劳动和剩余劳动。用公式表示出来，就是：C(物化劳动)+v(必要劳动) + M(剩余劳动)。这个C+V+M 公式是马克思劳动经济学的精髓，所有一切经济现象都是这个公式的变化和发展。这是任何社会生产所共有的。随着生产方式的不同，它就会表现为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我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新探》”⑦
(二)对一般劳动过程及其经济范畴的简要论述与论证
我认为，卓炯对一般劳动过程及其经济范畴的论述与论证，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新探》一书的导言中有较简要而集中的反映。导言中“要认识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这个部分，就是他如何运用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原理，对一般劳动过程及其经济范畴作出论述与论证的集中表现。因为这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很重要，而且在我看来，其正确与不足之处在此都有反映，为避免失真，故郑重地引其有关原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