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历史的沉重——弗兰克《白银资本》读后（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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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需要“皇帝的新衣”
读完《白银资本》，我一直在想：同是解读中国历史，弗兰克的感觉何以如此特别？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对中国历史评价之高确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弗兰克的评价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某种感情上的愉悦，但我仍然希望学界能郑重地对待这种“大胆的假设”。在未经充分证实证伪之前，这些假设的意义仅止于“问题意识”的层面。“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见风便是雨”，不是一种好办法。
弗兰克全书着笔最多的是关于以白银为润滑剂的外贸运动史的描述，但在不少地方为了证实“中国中心论”（他有时也忌讳这一用词，但全书遍处可见，有关论证详上节），涉及到了对明清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城乡农工商业状况的评估，而且常常举出很精确的数据以支持自己的立论。这些数据之出人意外，真可用“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来形容。然而离奇的数据却让我怀疑起这些立论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少？！
例如为说明中国内地城乡工业的发达程度，他援引了17世纪晚期到达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实则是“道听途说”，一看就知道历史情景被大大夸张了：“仅此一地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提供纱线的纺纱工人。”（第164页）该“地”是上海县、松江府还是范围更大些，弗兰克没有说明。再则这数据是指城镇专业工人，还是农民家庭手工业？如此含混的数据着实可以拿来吓唬西欧！
弗兰克在书中还借助拜罗克的研究成果，称1800年世界“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所有“欠发达”地区为188美元，而中国为210元（第241页）。更有意思的是，麦迪逊在另外的地方还推出颇具现代味的估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规模依然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其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后一结论与《白银资本》完全吻合，可见他们属于同一流派。
未见麦氏原书，弗兰克也不作交代，上述数据的推算过程不得而详。根据从业的经验，在近代以前中国经济史的数理统计难度之高，常使学者望而却步。古代中国是一个极不注重数量概念的国家，各种数据资料陷阱颇多，稍不小心就可能铸成大错（请详参杨联升《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
史学传统不重经济记述（此与欧洲中世纪大异），私家记载奇缺（仅存者也一再毁于劫难），官方只有财政数据，不确且多文牍主义（如明代中叶后多照抄前代文档），可信度之低，人所共知。基于如此等等复杂情景，经济史界老前辈彭泽益曾坦言中国古代经济史进行数理统计几无可能，而后个人的实践更体会诚哉斯言，出自肺腑。仅以弗兰克特别称道的明清江南经济而言，有关耕地平均亩产以及地区年总产量、人均收入等等重要经济指标，恐无人敢像麦迪逊那样有胆量径自推出精确的统计数据，更遑论全国各业的“国内生产总值”？！
从散见的资料仅知道江南发达地区稻米亩产正常年景大致在2－4石之间。如果取3石为平均数似乎顺理成章，实则大谬不然。至少有两大变数必须考虑：一是平年、丰年与灾年的牵算，大致江南为三、三、三开。二是地区内部耕地肥瘠状况参差不齐，松江西部与东部就差得很多，直到晚近全国各地区都有丰产田、平产田与低产田之分，也必须平均牵算才近情理。究竟多少？谁也说不准。过去为了论证“资本主义萌芽”，不少论著称颂江南农业多往高处说，以偏概全，造成的误导恐怕已远及西洋，又回来变成了需要我们反刍的“美食”。
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一书里就曾对布兰德关于1890－1930年中国非农业人口增长的统计方法提出批评。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弗兰克多处引用的关于中国人口增长估算上，此处不便细说。总之，我对上述数据不能不表示惊讶——中国之大，发展高度不平衡，又缺乏各种必要的统计资料，竟能推算出如此精确的全国“GDP”总值与人均收入（何况这种人均收入对认识帝制中国的社会实情并无多大意义），真像是天方夜谭。基于这样“大胆假设”的立论，给人感觉弗兰克等学者为着“翻案”，太不顾及学术的严肃性。面对这样主观张扬过度的做法，我们不能不格外谨慎对待。
撇开许多细节不说，这里我想着重从解读历史心境的不同说开去，就有关中国历史的大局观谈点看法。我觉得，与国外汉学的对读，相互间常有语境、心境和情境的差异，其中心境的隔膜更关联着对历史情境的体验，不可不辨。对弗兰克的书尤其应注意到这一点。
中国历史确曾有过相当长时期的辉煌，这没有疑问。关键后来是否陷入沉沦，造成这种沉沦的原因何在，在这一节骨眼上，我们与弗兰克的分歧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弗兰克既取消了“现代化”这一概念，对“前现代”的境遇也就不屑一顾。他像世外高人那样逍遥自在，竟可以拿二个世纪“欧洲暂时胜出”的话轻轻带过重大的历史坎陷。然而不论说是“衰落”也好，还是说“沉沦”也好，生于斯土的我们却不能不感到后二百年历史的沉重，种种切肤之痛逼着我们必得苦苦追索：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农业中国，为什么反会落在欧美之后，不能率先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却被别人“轰出中世纪”（陈旭麓先生语）？即使被迫“走出中世纪”，一个半世纪里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何以又一波三折，如此的艰难？辉煌与沉沦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若有，是什么样的关联？历史的回顾总是向着未来才有重新对话的价值。如果中国通史有什么义理，我认为这些问题就至关着最大的义理。
弗兰克的心境全然不同。他的高度兴奋点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清算和推翻“欧洲中心论”，越彻底越好，因此常常指责别人“走得不够远”，甚至不无自豪地说他已经“把所有流行的理论翻了个脚朝天”（第422页）。然而思想学术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反对一种思潮，或者说检讨一种思潮，决非必须来个头足倒立，正面翻转为反面才算“彻底”。这样的“彻底清算”，民间讥讽为“翻烧饼”，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中国人吃的亏还少吗？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清算时恰恰犯的是同样的忌讳。
有理由认为，弗兰克对中国历史无条件的推崇就是这种主观逻辑极端化的产物。他把中国历史截断成三橛，五千年的“中心”地位（1800年止）与即将恢复的未来“中心”地位为首尾二长橛，二个世纪的“衰落”为一短橛。何以辉煌，何以“暂时衰落”，又何以必然会再度恢复“中心”地位，这些关键判断，全书几乎没有从中国历史的角度作出过认真的因果分析。这决不是疏忽，而是逻辑自圆必须跳开的“电闸”。
例如关于“东方复兴”何以必然，《中文版前言》共罗列了十条理由，只有两条是切合主题的：一是“这些成就”都不是“基于西方方式获得的”；二是到“不久以前为止”亚洲和中国都“曾经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因此它们很可能会很快重新崛起”。若按第一条逻辑，日本的“脱亚入欧”和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被这一刀“阉割”殆尽，这是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态度。第二条恐怕才是弗氏真正能用以自圆的逻辑。
弗兰克潜意识地认为只要把一头敲死，另一头不就活了？因此他一再强调近代欧洲的历史什么都不是，所谓“优势”、“特殊”以及可以说明其成功的诸种现代“特征”等等，都是别人杜撰出来的乌有之物；欧洲的历史又什么都不如亚洲，如“历史上亚非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及相关制度都超过欧洲”、“亚洲的生产力、生产和积累都比世界上其它地方要大得多”、“欧洲的积累的增长可能完全得益于亚洲的积累”等等（第7章“欧洲特殊论”）。
欧洲的“暂时胜出”既建筑在沙滩之上，历史的误会过去，东方和中国的复兴不就成了一条不证自明的“定律”？种种议论清楚地显示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是基于“彻底”反欧洲中心论立场推导出来的，历史的真实究竟如何，他不想深究、也不便深究。
说实在，我真有点担忧弗兰克这种奇异的中国历史观客观上会给中国读者造成严重的误导。因为基于全盘否定欧洲历史主观逻辑的扩张，从反面诱导出一种类似天命论的“中国特殊论”。说白了，弗氏基本历史逻辑不就这样简单：中国历史不仅一贯辉煌，欧洲无与伦比，而且未来的辉煌也不需要理由——它是过去辉煌（短暂中断后）的自然延续。把欧洲甩在后面是五千年历史（扣去不足道的二百年）早就证明了的。没有必要照搬任何西方模式，“走你们自己的路”就是。如此，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这样至关中国历史命运的主题在他甜蜜蜜的历史决定论里没有任何位置，全然成了“多余的话”。试问我们能相信中国只需循着原来的老路走去，躺在辉煌历史的温床上等得来“再度辉煌”吗？
弗兰克不可能不知道因果分析是历史学方法论的最低基础，变革的恒转更是民族生命力的根本。即以弗兰克提供的模式而言，辉煌－衰落－再辉煌理应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因果链，辉煌之中必潜藏着导致衰落的“种因”，衰落才不会成为“无因之果”；衰落之后能够再度辉煌，“衰落”之中必有克服衰落的“种因”的积累，再度辉煌就不再是原路“循环”，而是一种新的历史升华，新的历史境界出现。记得佛家人有一偈说得妙：“欲知前世因，今世尝着是；欲知后世果，今世做着是。”这对单个的人，是无法验证的。但相对在时间流中不断淌洋的群体历史检讨，却不无深刻性。历史效应里深藏着正负潜显四大种子，变革是一种不断把负能转为正能、把潜能变为现实的奋斗过程。历史学应该为这种瞻前顾后、参透因果提供一种富变革性的思考智慧，才不负历史学存在的价值。
我总觉得对弗兰克来说，非不能，实是心理障碍使得他不能为之。为了体系的需要，他有意无意地走上认识论的歧路：好就是绝对地好，坏就是绝对地坏。前者突出地体现在对中国历史的高评价，后者表现为一意贬低欧洲历史的价值。他的“世界体系”主导方向永远是单向的，其中唯有“面向东方”才是正常态；否则便是变态，不能长久。由于他过度专情于网罗一切足以表达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的历史现象，以致不愿对这些现象细加透析，作具体的历史分析，“拿到篮里便是菜”。
他更是力图排斥一切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局限性的历史分析，例如国家对发展经济的强控制能力、官僚制度的低效与腐败、特权阶层对金钱的聚敛、贫富的过度分化以及经济金融制度的保守封闭等等，在他看来，这些都不能构成导致“衰落”的原因。不是这些又怎么会“暂时”衰落？大概除了欧洲“剥削亚洲”的外部因素外，只能把内因无奈地归结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更高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这一论点反复出现于整个第6章，成了他唯一用力陈述的“理由”。
前几章把“人口增长”看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标志（第2章“人口、生产和贸易”；第3章更赞同人口的增长“很可能是对经济增长中的重大进展的一个直接反应”的论点，第319页），到这里却又成了阻碍发展的绊脚石，顾此而失彼不说，最足以反驳的是：现在中国的人口是历史人口高峰时期的好几倍，又为什么反倒不妨碍中国走向工业化，再度雄起于世界？对于这样一个经历史种种因素长期积淀而产生的“衰落”与“胜出”的反差，有关“社会结构”转变的复杂历史问题，用如此简单的“人口论”一丁点来支撑，真像它有足以把两个世纪全球历史挠动起来的特异功能，不可思议！
说弗兰克有关中国历史的评论一无是处，显然也不完全公正。例如中国人并不缺乏精于计算的“经济理性”；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曾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或许在传统农业时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包括欧洲）都难以企及；中国区域间的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特别在亚洲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些水平并不比中世纪欧洲低，原先封闭的“自然经济说”必须有所修正，如此等等的相关评论，毕竟还传达了西方汉学从“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一些独到之处，属于“旁观者清”。
然而旁观者也有缺乏切身体验的先天性弱点。试问：中国五千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低，科技也颇多第一流的发明，何以不能自然地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轨道上去？中国的有机农业（使用粪肥）、垄耕制度以及中国犁等农业先进技术都在欧洲“农业革命时代”发挥过作用，三大发明（火药、印刷术、罗盘）外传对欧洲战争（以及民族国家的建立）、启蒙文化传播和航海殖民所造成的历史效应也显而易见，又何以会出现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弗兰克可以不回答这些与己无关的历史悖论，但中国史学本着“静以臧往，动以知来”的宗旨，对攸关民族历史命运的困惑和疑难，就不可能无动于心，不作认真的追索。
中国历史不是很容易看得明白的，身在域外的弗兰克为一些经济表象所惑，也不足为奇。例如他最感兴奋的话题便是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几乎成了他滚动全球历史的一根纵轴。据他估算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终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左右，即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4到1／3(第210页)。一万吨白银即三亿二千万两，以百年计，年平均入中国为320万两白银。这一数据初看惊人，但是不是像他说的“这种货币的涌入刺激了亚洲的生产、拓殖和含含糊糊的扩长”(第220页)、“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第224页？大可追究。
先说说这一数字放到中国具体的历史环境，也没什么了不起。弗兰克所指的时期正当明朝嘉、隆、万三朝近百年的“盛世”。这一时期或许也可以称作中国的“白银时代”，但正确地说，16世纪中期是中国统治集团疯狂追逐白银时代的开始，万历年间矿监、税监满天下飞、民怨沸腾激起民变达到“喜剧”高潮，终以崇祯上吊煤山悲剧收场。早在嘉靖2年即有官员疾呼：“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军士之增，一切用度，俱出其中（指国库收入）。以赋入则日损，以支费则日加，虽巧者莫能为之策矣。”
查阅相关《明实录》，财政官员的历次“岁支”报告，吞吞吐吐、进进出出，数据不尽一致，但大致轮廓还是比较清楚：帝国政府各种支出的白银数量惊人，“内库空虚，无以为继”的呼声不断。其中仅北部军事地带（九边）各项费用支出额每年即需350－450万两之巨；皇室消费及各项赏赐岁费也不下220－250万两。以收支不抵为理由，自嘉靖中叶起直到明亡，政府遂有三饷加派的横征暴敛，各项加派总计“一年而括二千万两以输京师”(崇祯12年御史郝晋奏言)。
入至清初名义上虽取消明朝的“加派”，实则国库财政年收入却增至1900多万两，嘉庆时增至4000多万两，其中海关收入乾隆中叶曾达到0万两。但支出亦巨，兵饷一项雍正时仍高达1700余万两，文武百官俸禄（加养廉银）总计451万两。试问：每年流入的320万两白银即使全部收帝国政府的财政大漏斗，瞬间即变为乌有，帝国政府更从来没有因外来白银多得满地流淌用不尽的感觉，这在欧洲可以想象吗？
我们与弗兰克的严重分歧不在中国有没有经济创造能力。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在传统农业时代，中国确曾创造过莫与伦比的农业与手工业的诸多成就，也有那时代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分歧主要集中于何以这样成熟的农业社会却不能顺利地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认为根本性的原因就在适应于大一统农业社会的社会体制缺乏创新的动力，时过境迁，前者却成了阻碍其向现代化转型的障碍。
与王国斌相比较，弗兰克对中国历史真实情景的隔膜相当惊人。与过去认为中国历史一无是处相极端，在弗兰克笔下中国历史竟一无坏处。例如他认为“中国的财产权和土地买卖自由比西欧多”，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一个突出的优点（300页）；并认为利皮特等人“中国的官僚制度和阶级结构障碍经济扩张”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第369页），“所谓亚洲‘专制主义’国家无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第282页)。如此等等不切实际的推崇在书中遍处可见。
本文不可能就弗兰克上述相关观点作更详细的驳辨。我只能概括地说，历史情景与弗兰克想象的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模式既是一种世界极少有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垂直管理体制，指令性经济的强度，在中国历史上随处可得体验。好处是它确实具有动员和组织经济力量的特殊魅力，足以创造出类似长城、运河以及其它一切公共工程的奇迹，西欧任何民族国家望尘莫及。它的反面，却是对任何私人经济强力干预和过度剥夺十分有效，西欧也莫之能比。难道这些都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人为臆造出来的“谎言”？
中国传统时代的产权状态确实很复杂，特别是在进入大一统帝国时代，产权状态随时势的演进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国有”的、“私有”的甚至是“宗族”、“部落”式的产权，兼收并蓄地共存于帝国体制之中。但就其整体特征而言，“国家主权即是最高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产权“国有”的观念始终占主导地位，并且是政治的、行政的力量干预经济最权威的根据，各种经济势力都莫之能抗。说不存在某种形式的私有产权，也不合乎实际，平日里财产占有者之间可以专卖转让。
说“私有”，什么时候都可以宣布“国有”，象王莽时的“王田”、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南宋的变民田为“公田”，明代的“迁徙豪强”，清代的“科粮案”以及历代都有的“抄家”等等，究其实质都摆脱不了“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马克思语）的阴影。下面的状况恐怕是中国所特具的一种历史特征：“公”与“私”的两种要素犹如阴阳两极，负阴而抱阳地包容于这种特殊的“国有”产权观念之中，在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制度化的、产权模糊和动态变化的特殊权利结构。任何名正言顺的国有产权，都会受到各种形式的侵蚀，被“化公为私”；而任何看似私有的产权，通过赋税、徭役或正常或非正常的行政法令随时都可以“化私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