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 ――与张文木先生商榷(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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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在《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一文中说：现在人们常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事实上，自80年代开始的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本世纪末北约抛开联合国单方面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打击中正在结束。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是斯大林否定了布哈林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书生之见，采取符合时代变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当欧洲战火烧到边境的时候，苏联才幸免于难。张文木在他的另一篇文章《21世纪：战争与和平》（载《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1999年第13期）中断言：事实上，现阶段的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冷战后它只是进入了资本运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并在历史中已被反复表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间歇”期。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次历史留给人类的和平间歇时期，恐怕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在80年代初发现并及时抓住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正在减少。对此我们应及时警觉，重新研讨对21世纪时代特征的基本判断。在最新发表的《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中，张文木更明白宣告：目前的形势已把中国的和平主义者逼到死角，和平与发展是现实已不存在的海市蜃楼。

　　科索沃的战火无疑对中国人的思想定势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一时间处于失衡的状态，但是像张文木这样明确质疑和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毕竟还是比较少见的。和平与发展的机遇果然已经被科索沃的北约导弹炸飞了吗？我们正处在一个即将结束的和平“间歇”时期吗？80年代以来对时代主题与特征的基本判断应当重新检讨吗？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与张文木先生商榷。　　

　　一、和平；仅仅是“间歇”吗？　　

　　张文木认为现在的和平局面只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一个“间歇”期，也就是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论，而他的论证依据则是列宁的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和帝国主义理论。为什么张文会给人们一种突兀感？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之类的措辞在中共和政府的文献中已经久违了。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当今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报告同时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但是，经验也表明，世界人民能够以坚持不懈的斗争打乱它们的战略部署。如果全世界人民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而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就已经不再出现帝国主义的字眼。这是报告人的个人行为吗？显然不可能。邓小平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也没有恢复十二大报告有关帝国主义的提法。然而，在这十几年中，学校教科书一直在继续讲授帝国主义的旧教条。是政治报告偏离了理论基础，因此现在需要由张文木这样的理论家来纠偏呢，还是学校文科教育严重脱离实际，赶不上理论创新和时代发展呢？相信多数人会选择后者。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世纪初的产物，如果到世纪末仍然鲜活有用，那么就完全有资格进入社会科学经典的殿堂。但是，从列宁本人开始，它就不断受到阉割与修正，最后则被以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党打入了冷宫。

　　根据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20世纪人类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导致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除非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战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后，便不断鼓吹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输出革命，否则，处于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中的弱小的苏维埃政权，就必然会被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所扼杀。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遵循理论的剪裁。外国干涉随着俄国内战的结束而结束，帝国主义似乎并无灭此朝食，将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中的气概。1921年俄国大旱，数千万人濒临绝境。美国商务部长兼救济署长赫伯特・胡佛在提出的两个先决条件――释放被关押的七名美国人和美方救济人员在分配救济物资时不受干预――被满足后，与苏俄方面签订了里加协定。美国救济署依照协定运去了七十万吨以粮食和药品为主的物资，光物资发放站就有15000个，共花费了6千万美元，除了美国国会的拨款，美国红十字会、联邦教会理事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民间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筹款活动，筹集到了数百万美元。在这次行动中，至少有一千万以上的俄国人（多数是儿童）因为美援而获救。事实教育了列宁，使他认识到存在着新生苏维埃政权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可能性。和平共处是列宁的首创，也是苏俄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外部条件，但此时它并没有任何理论的依托，只是一种事实的陈述与愿望的表达。

　　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夺苏共领导权的斗争中，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首次为和平共处提供了一种学理性的解释，但这种理论已经大大偏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斯大林理论要能自圆其说，必须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与中间地带国家的矛盾置于它们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之上。用他本人后来的话说：“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他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这就必须假定帝国主义者都是非理性的，所以他们才会置帝国主义掘墓人于不顾，首先不亦乐乎地自相残杀。（这里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批判周恩来，就是因为后者批准发表一篇文章，揭露超级大国的相互勾结，而不是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争夺。）但斯大林还是留了一条帝国主义论的尾巴，他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外交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修正的只是列宁在夺取政权前所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到戈尔巴乔夫提出外交新思维，谢瓦尔德纳泽鼓吹“对话代替对立，合作代替仇视，坦诚代替怀疑”，基于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的帝国主义论，便完全被置之脑后了。

　　毛泽东尽管十分反感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但不知不觉地也受到了他的思想影响。顾准曾敏锐地觉察到，毛提出“农轻重”的方针，可以被理解为“和平主义的发展经济的方针”，顾的这一观点也受到孙冶方的高度重视。虽然不久后毛本人又用“备战第一”、“国防建设第一”取代了“农轻重”方针。

　　1962年春，时任中共对外联络部长的王稼祥在给领导人的信件和主持撰写的文件和提纲中，阐述了对外工作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到下半年国内政治风向转变后，便被批判为“三和一少”（毛泽东在和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把王的意见概括为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文革”中更上纲到“三降一灭”；但在20年后，却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指针。王稼祥指出：“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大战。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大战的危险，而冲淡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只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才能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不要说，只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即巩固的和平，一个长时期的和平。”“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说得超过了和平运动。”“主观能动性是绝不可以低估的，否则对我们是不利的，看来，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好像这些都是对外斗争中必不可少的手法。”“我们不宜突出，不易打头阵”，“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须要适度收缩”。

　　显而易见，从60年代初的王稼祥到90年代初的邓小平，中共党内确实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右派的”外交路线。“左派的”外交路线也并不真正把帝国主义论奉为圭臬。1972年2月，毛泽东在初次与尼克松会见时说：“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然后他又笑着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以此为开端，他搞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就是从日本、中国、欧洲直到美国的反苏统一战线。与指着尼克松的鼻子说我们将会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的赫鲁晓夫相比，很难说谁更离经叛道一些。毛与赫在外交实践上是针尖对麦芒，把帝国主义论当作“放空炮”，则是师出同门――修正了列宁主义的斯大林外交思想和战略。

　　为什么帝国主义论的战争与和平观从一种睿智卓识沦落到“放空炮”的境地？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大踏步地前进了，人们的思想也必须随之而发展，在理论上原地踏步，就必然落后于时代。对诞生于本世纪初的列宁理论，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根据列宁的说法，世界大战是资本运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但是在二战以后，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G7(G8)以及欧共体（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协调，发达国家资本运动的不平衡发展已经基本上被平衡发展和一体化所取代。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但是在二战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和其他诸种因素的影响，像30年代初那样的持续性世界经济危机就没有再出现过。根据定义，帝国主义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资本主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既没有朽也没有死，因而指派给帝国主义的种种非理性的、疯狂诉诸于战争的行为方式便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谁也不能在理论上完全排除今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因此“世界的永久和平”将始终是人类的一个梦想；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能够实现王稼祥所说的“世界的持久和平，即巩固的和平，一个长时期的和平”，或者邓小平所说的“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便已足矣。帝国主义论不能向人们预示和保证这样一种前景，即持续地以战争的威胁来考验人们神经的忍受力，而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战争的发达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迟到了一个世纪还不见踪影。对于资本主义尚且缺乏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深刻认识，帝国主义论及其战争与和平观便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