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一)
详细内容
摘要 从近代普通民众和医生的视野，探究他们如何描述鼠类活动和患者症状，以及如何命名鼠疫的，对于鼠疫辨别是有帮助的。虽然民众和医生对鼠类活动和患者症状有相当的认识，但并没有将鼠疫和其他传染病区分；对于鼠疫的命名，和以往相比，依然复杂多样。
关键词 鼠类活动；症状；命名
The observation and naming to plague of people and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modern China LI Yushang,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It is helpful to differentiate plague from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ordinary people and medical practitioners, by observing and studying how they observed the activities of rats, described symptoms of patients, and named plague. Although they had well known about such knowledge, they did not distinguish this disease from others and also had various naming.
Key words Activities of rats; Symptom; Naming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中国历史时期的鼠疫的学者碰到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断定史籍所载的某种疫病是鼠疫。医史学界公认中国最早的鼠疫专着《鼠疫治法》出版于1891年，不过，此书并未广泛传布。广东石城罗芝园据吴宣崇著作，并把王清任医治北京霍乱时的解毒活血汤变化加减而成治鼠疫主方，编为《鼠疫汇编》，在罗芝园本人、各地中医生和地方人士的帮助下，此书得以广泛传布，鼠疫及其治疗方法才广为民众和民间医生所知[1]。在治疗鼠疫专书出现之前，医者对此病茫然无知，如在云南，“受其害者百有余年，时医无从下手，一概指为天灾”[①]，广州的医生也“鲜知其病所由来，但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来”[2]。由于光绪十七年以前的民众和医生对此病认识不足，后世学者在利用历史文献来判定某种疫病是否是鼠疫时，就会产生分歧。
范行准和曹树基都认为中国金元时期就有鼠疫流行[3]。曹树基的研究表明，明代后期在华北、江南和四川等地，又爆发了两次规模空前的鼠疫大流行[4]。这些研究主要是根据症状来判断鼠疫的。对于辨别原则，范行准认为：乾隆以前，人们并不知道鼠疫的真正病源，直到乾隆年间才知道与死鼠有关；表现在病名上，医家“多以片面的病状命名，故往往同一种病因所发病的部位不同，而有几种不同的病名”，因而鼠疫在历史上的名称十分复杂，诸如“时疫疙瘩”、“大头天行”、“阴毒”、“阳毒”、“虾蟆瘟”和“瓜瓤瘟”等都曾是各种类型鼠疫的俗名。以后，随着人们认识上的进步，这些病名渐成为历史名词。[5]从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认识程度出发，最大限度来辨别疫病的类型，这种研究方法是可取的。
范行准认为乾隆以前的民众和医生并不能认识鼠疫。考明末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曾论及“疙瘩瘟”和“瓜瓢瘟”，至光绪年间，广州名医区德森在鼠疫流行面前，认为疙瘩瘟“即鼠核瘟也”，瓜瓢瘟“即标蛇症也”，标蛇症即为肺鼠疫，此症“与疙瘩瘟病相同，治亦相同”[6]。光绪年间的医生已经认识到“疙瘩瘟”和“瓜瓢瘟”只不过是人间鼠疫的两种常见形态罢了，这证明了范行准研究的正确性。乾隆以后，随着鼠疫的经常发生，民众对于此疫有了相当的认识，知道此病的发生与鼠有关，也创造出各种避疫的办法[7]，对于患者的症状也有了相当的认识，这也证实了范行准的研究。
不过，直到最近，国外一些学者对这种辨别方法仍抱怀疑态度[8]。邓海伦（Helen Dunstan）的观点在西方最具影响力，她认为辨别历史时期某种厉害的传染病是否鼠疫的标准，就是看这种疫病发生时是否伴随着死鼠现象 [9]。据中国鼠疫专家的研究，在人间鼠疫发生之前或同时，一般都会伴有鼠间鼠疫的发生[②]，因而，历史时期发生人间鼠疫时，也必然会出现死鼠现象。虽然自毙鼠现象对于确定某种疫病是否是鼠疫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考虑民众和民间医生对鼠疫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考虑历史文献对疫情记载模糊不清的现实。如果仅仅相信有自毙鼠现象出现的疫情是鼠疫，我们就不能够“复原”中国历史时期的鼠疫。
乾隆后期鼠疫在云南爆发，在此后的200多年里，一直流行不断。同治年间，雷州半岛也爆发鼠疫，并于光绪年间传至粤东和福建，此后，此疫频繁发生，直到1949年以后人间鼠疫的流行才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中国其它地区，也时有发生。笔者无意介入清代以前对于鼠疫辨别原则的争论，而试图从近代民众和普通医生的视野中，考察他们对鼠类活动和患者症状的描述以及对鼠疫的命名。从这一角度观察近代的鼠疫，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对利用症状判断鼠疫的疑惑，增加学者辨别鼠疫的方法，在人们追溯更早时期的鼠疫时，有所借鉴。
二、对鼠类活动的观察
在人间鼠疫发生之前，一般会先有鼠间鼠疫发生，人间鼠疫的发生只是偶然现象。据1950年代广东的调查，鼠间鼠疫的流行情形如表1所示。
表1 1950年代调查广东各县鼠类活动[③]
县市
鼠类活动
仪县
在发生鼠疫前后均有大批老鼠死亡，尤其是大流行时。当时鼠尸满地铺，几乎每家一天都拾到一粪箕尸体。老鼠死亡的情况多是走到水缸边或天井里大量喝水后死去，或在地上打滚一阵而死。且有死猪、死狗、死苍蝇的现象。
香山
鼠疫前老鼠很多，多在地面行走，因天热不能在地面住宿而迁徙到别一地方，经过一夜，就可扫出几双死老鼠来。老鼠从梁上跌下地面，或走出地面时就会死去，有时在街上就可看到死老鼠。这个时期，老鼠不在地面住而迁到树上，或屋面上去住宿。鼠疫前先发现自屋梁、屋角跌出死老鼠，或发现老鼠爬出，在水缸边或走出有水的地方喝水，未喝到水或喝了水之后，人们就发现有自毙鼠死在水缸边或死在屋前后或屋角周围。
钦县
发病之前先有死老鼠，在天井、水缸边，或跌落水死。鸡鸭也有死亡。
海口
在鼠疫发生流行前及流行期中，自毙鼠多走路缓慢，毛竖起，无精神，见人不避，白天出来喝水，有的就死在水旁边，或在路上死亡。
佛山
每次鼠疫发生必先有自毙鼠，多发现于床下、厨厕、冷巷、沟渠等地。
增城
均有死鼠，往往在该病发生前，在井渠、天井等地发现。死鼠中有大量的跳蚤。
兴宁
在发生鼠疫前后均有死鼠发现，尤其在发生人间鼠疫前一二天多的时间，病鼠都是由鼠穴跑出，发呆，在空地上旋转几次即行自毙，亦见有在水井或其它地方吃水即行自毙。
紫金
老鼠本身有鸣叫声，易以发现，速度极慢，行动蹒跚，常到有水的地方喝水，喝水后即死，但也有不喝水而死的。死的到处都可以看见，如道路上，沟渠里，屋内等。在鼠疫流行期间，也有先有老鼠成群搬家到荒效丛草中去的现象，但也有到半道死，也有死在山中的。
澄海
在鼠疫发生前普遍发现病鼠从楼上或屋顶梁上跌下，亦有从鼠洞爬出，步行蹒跚，行动不定，毛发耸然，精神疲乏，有到水沟吸水死亡。
海丰
在当时白天常见病鼠跑出洞外，行动颠蹶，不甚快捷，随处找水喝，多死于水边。
普宁
疫情前发见死鼠，蹒跚行走不畏人，毛发竖起，往水坝喝水，有死于地上或地下及水沟，在贫困污秽农家往往发现蛆虫，金色苍蝇到处乱飞，有些楼上死鼠成堆，鼠死后一月或十天即发现病人，更有些人发现成群队搬家。
大埔
先有自毙鼠，临死前多在街旁水井饮水，不怕人，饮水后即死亡。死亡皮肤松驰，失去光泽，肚饱涨。
因系1950年代的调查，故表1所列广东12县民众和医生对鼠疫流行中鼠类活动的描述甚详。各地民众的观察主要包括以下五点：1、大批老鼠死亡；2、病鼠出洞不畏人，蹒跚行走；3、老鼠死亡的地点大都是在塘边或农户的水缸边；4、有成群鼠类活动；5、死亡动物中虽然以鼠类为主，但也有家畜死亡的现象。云南民众和医生的观察在某些方面与广东相同。1957年昆明大渔村70岁的张松年老人回忆说：“痒子病是在同治壬申属猴年说死的人多，病起之前先是老鼠来吃水，死在水桶面前，先死老鼠后死人。”西庄村92岁的张大爹回忆道：“发病前有大批老鼠死亡，我们叫鼠瘟，然后人就得病。”[④]
鼠类成群移动的记载特别值得注意。在1950年代云南的调查当中，也发现有同样的现象，如在江川县，“本县在1868年回汉相争到1860年止，死亡人数较多，继后续发现老鼠大批死亡，家里出来的都是病，死者多在室内及村落周围，鸡也死，据说有一次有很多的，咬一个的尾巴由南门进来跑到县政府里去，到大堂处就散了，以后就发生鼠死”[⑤]，再如征江县，据调查：“在清同治十年（即辛未年）二月……在城内曾见老鼠搬家，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从街上逃跑，至三四月间，西街子即有人患痒子病，迅速向城中传来。”[⑥]北方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如在甘肃阜城，“据说在发病前一年，村内黄鼠成灾，几乎村内的庄稼全部吃完”[⑦]，在陕北定边县，据调查，民众反映“1919年冬，黄河自宋家川（吴堡县）以上全部封冻，当时曾见大批老鼠自山西排队过河，至葭县（佳县）木头峪一带，30年初即见大批死鼠”[⑧]，在鼠类成群移动之后，就发生了人间鼠疫。鼠类异常活动的记载对于我们辨别历史时期的鼠疫是有帮助的，在此仅举一例。
明崇祯年间有关鼠类异常活动的记载骤然增加，如《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89《开封府部》记载：“崇祯十四年，夏大疫，人相食，有鼠千百成群渡河而去。”顺治《郾城县志》卷8也有类似的记载：“崇祯十六年有鼠无数，群行田间，几至成公径，甚至与猫共处。”光绪《顺天府志》卷69的记载称：“崇祯十六年，先是内殿奏章房多鼠盗食，与人相触而不畏。旦后鼠忽屏迹。”曹树基从瘟疫的症状和时空分布上认为这两年的疫情为鼠疫。其实，范行准早就注意到了明末鼠类异常活动的现象，他认为这些记载“暗示”着鼠疫的发生。从近代鼠间鼠疫流行过程中鼠类异常活动来看，范行准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嘉庆《庐州府志》卷49《祥异》有更明确的记载：“崇祯十四年大疫，郡属旱蝗，群鼠衔尾渡江而北，至无为，数日毙。”鼠类成群迁移和死亡的原因有多种解释，虽然我们并不能将出现自毙鼠现象的“大疫”贸然断为鼠疫；但如果考虑到瘟疫流行所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和极强的传染性，加之有“毒瘤杀人”、“大头瘟”、“疙瘩瘟”等记载，应当断为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