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韩国农民如何成长为“新型农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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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在这方面韩国有许多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文章介绍了韩国新村运动使韩国的农村、农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分析了韩国农民成长为新型农民的原因和措施。

　　关键词：韩国；新村运动；新型农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个任务给我国当代的教育者提出了如何培养造就新型农民的重要课题。在这个意义非凡、宏伟浩大的建设项目启动之际，是否有他山之玉或前车之鉴可供我们借鉴参考，以缩短我们建设的时间，节约建设的成本。韩国新村运动的显著效果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将其纳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首选学习对象。
　　
　　一、高效率的韩国新村运动
　　
　　20世纪60年代，韩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约占总数的60%，国民生产总值的40%左右依赖于农业。“住草房、点油灯、吃两餐”是当时韩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1971年初朴正熙领导的韩国政府实施了一个实验性项目叫做“新村运动”。韩国民政部把它分为3个阶段：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条件（1970-1973年）；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1974-1976年）；精神启蒙（1977-1979年）。政府的项目总投入为850万美元，社会产出却达到2500万美元。说到韩国新村运动的成效，让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1970年韩国农业人口劳动力所占的比例约为50.4%，1980年大比例下降到37.0%，1990年又进一步下降到18%；1962年，全国250万农户中80%住茅草房，只有20%的农户通电；1977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1970年，农民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649美元；1975年，人均煤炭消费量为476.02公斤，1989年达到1208.13公斤，增长了1.54倍；1993年，每100户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
　　这场实施了差不多10年之久的新村运动，旨在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成果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农民住房改造、自来水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农作物高产新品种的普及、乡村礼堂建设以及大规模培训乡村领导人。它的最大特征，就是始终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脱贫致富为内在动力，是以农民的亲身实践、政府扶持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学者、公务员通过亲身实践逐渐总结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农民的物质生活丰裕富足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了，他们已经自发自觉地告别了旧式的农民，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姿态。这种“新”不是口号喊出来的，不是文字捧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是点点滴滴渗入人心的，是日日夜夜积累起来的。
　　
　　二、韩国农民培养剖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我们把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目标确定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那么，韩国新型农民是否也具备这3方面的素质，他们是如何造就的？
　　（一）“有文化”
　　韩国社会认为，无论是开展“新村运动”，还是发展农村经济，首要是教育农民的问题，即加强农民的启蒙教育与文化技术教育。
　　韩国农民教育模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学历教育模式：扫盲过关的农民→公民初级技术学校或公民高级技术学校。
　　第二，职业教育模式：扫盲过关的农民→公民初级学校→公民高中（农业高中）→高考→高等教育。
　　1945年，朝鲜半岛大约78%的人是文盲，1953年起，韩国实施了5次“扫盲教育计划”，1958年，12岁以上人口中文盲率只占4.1%。韩国在普及小学、初中义务教育时都首先从农村、渔村、山林开始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只有农村教育水平提高了，才不至于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
　　新村运动第一阶段结束和第二阶段开始的1974年政府在文化教育上的投入就达到3036百万韩元，村民自身投入198百万韩元。各市郡农业指导所均建有培训楼，农户可免费接受各种培训。对于农村建设来说，村庄领导人的奉献、廉洁、为民的思想道德和务实的工作作风非常重要，直接影响了村级项目的成功开展。新村运动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教育与培训内容包括地区开发、意识改革、领导培养、提高市民素质、技术推广等。如果没有对村庄领导人进行集中培训，新村运动就不可能胜利完成。政府在水原建立专门的新村领导人研修院，对新村运动的村庄指导员进行培训。20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韩国社会各界负责人都参加了与村庄领导人一起的培训。从国会议员、部长、教授、法官到新闻记者、企业家等。各类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与新村运动领导人一起参加培训的人数达到10500人。培训期间从早晨6点到晚上11点都安排活动，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吃着同样的食物，住在同一个宿舍。研修班上制定出各村建设规划，交郡核准后实施。他们和村庄领导人之间的交流隔阂主要源于缺乏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了解，通过培训解决了这一问题。
　　韩国政府对农民的文化教育，不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的传授，更多的是新村运动精神的倡导和宣扬。李水山教授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我多次访问韩国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大学教授新村运动研究会和模范新村，听到最多的并不是工程项目、投入规模、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下乡规模、培训人数，而是‘我们能做’、‘干，就能成功’、‘我们要勤劳致富’。这样的精神才是新村运动的精髓。”30多年来，新村运动一直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扩展到城市，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互助运动。例如，“和谐与爱护邻里运动”、“帮助恢复经济运动”、“全国公园化运动”、“守纪律运动”、“爱护环境运动”等各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