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藏书管理制度的比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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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古代书院　中世纪　大学图书馆　藏书管理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分析认为，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为配合教学，都重视藏书的利用，形成了一套包括书籍征集、编目、整理和借阅的管理体系。书院和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征集都主要来自私人捐赠，而且它们都有图书外借制度；然而中国古代书院的藏书管理在人员配备、图书整理、编目、保管和借阅等方面都比中世纪大学图书馆水平高，其成熟的藏书管理制度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中国宋代以来的书院和西方中世纪(13世纪以后)的大学都是民间性的教育机构，为了组织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它们都积极收集书籍，利用藏书为教学服务。自宋至清，书院活动一直以“藏书”、“供祀”和“讲学”为主，藏书建设与管理是书院最重要的活动。西方中世纪的大学，兴起于12世纪，发展于14世纪，为满足师生教学活动需要，它建立了以学院图书馆为主体(其大学中心图书馆则是数百年以后的现代产物)的规模不等的藏书机构。书院藏书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都是为满足师生教学活动而设立的，它们重在使用而不是收藏罕见的图书，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有关书籍征集、编目、借阅、整理方面的一整套制度。通过对书院藏书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管理制度作横向比较，发现它们的异同，这对于了解历史上中西方藏书的管理水平及其对现代图书管理的启示，都有重要的意义。
1藏书征集
藏书征集是藏书管理的前提，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都广泛收集用书，接受捐赠是它们获得藏书的主要来源，这一点二者是相同的。获得捐赠是中国古代书院搜集藏书的主要途径。捐赠分三种形式：一是获得朝廷赐书，即朝廷出于牵制书院的需要，主动赠送钦定或官刻的正经正史书籍。宋代四大书院都先后接受过朝廷的赐书。如岳麓书院建成之初，地方太守上奏朝廷请赐以“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得到准许”…。“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朝廷赐白鹿书院国子监经书”。二是获得官绅捐赠，即由本地官员、地方乡绅直接捐赠图书，如“福建布政使司吴荣光捐置书籍千余卷送给凤池书院”。朱熹曾将《汉书》44卷送给初建成的白鹿书院；三是以官绅私人捐赠田产或官俸收入来购买书籍，这也是捐赠的重要形式。书院用这些经费，或从官方书局、或从私人书坊购买所刻书籍。以上三种捐赠，虽然目的不同、形式各异，但都是古代书院获得藏书的主要方式。
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藏书收集，同样大多来自于捐赠，其捐赠人主要是大主教、主教、公爵、大学教师和毕业生，还有书商。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经历，颇能反映中世纪大学图书馆获得藏书的情形。1250年，罗伯特·戴·梭本(RobertdeSorbonne)捐赠一所学院给巴黎大学，并附带有他本人的私人图书馆及该馆的维持费用。这座以梭本命名的图书馆后来得到其他人捐赠的图书，藏书超过1000册，使巴黎大学的梭本学院图书馆成为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大学图书馆之一。14、15世纪，巴黎大学其他学院在私人捐赠(包括任教职员和毕业生的留赠)图书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图书馆，然而直到19世纪初，巴黎大学才在梭本图书馆基础上建立了总图书馆。牛津大学命名为“汉弗莱公爵图书馆”的总图书馆在15世纪初具规模，它以主教托马斯·柯本(Thomasbham)和汉弗莱公爵等人所捐赠的图书为基础。欧洲在1500年以前共有75所大学，图书馆的形成总的来讲都是以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模式发展的。也就是说，与修道院藏书来源于馆内人员手抄而成有所不同，大学图书馆藏书收集主要是捐赠。由此可见，接受捐赠是中国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藏书收集的共同点。
当然，差异之处也是有的。虽然书院和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主体源于捐赠，但是中国书院藏书的规模一般大于中世纪大学图书馆。中国书院藏书动辄数千上万卷。如宋代的应天书院在建立初就有藏书千余卷；浙江东洲县蒋友松建的南国书院藏书三万余卷。相反，中世纪大学图书馆在1500年以前却很少能收藏上千卷图书，如海登堡大学在1461年才有840卷藏书，前面提到的拥有千卷藏书的梭本图书馆在欧洲大学图书馆中已是凤毛麟角了。其原因可能是宋代时活字雕版印刷已在中国普及，各种官刻、私刻书籍数量很大，书市活跃，这样私人拥有的藏书多，相应的捐赠图书也多；同时书院还能用较低的价格购买到各种版本的书籍，甚至书院自己可以刻印所需要的书籍，有时偶尔还向外出售。在西方，德国人古滕堡1453年才发明活字印刷术，1500年左右活字印刷还没有在欧洲普及，因此当时欧洲书籍相对稀缺，私人捐赠有限，这是中世纪大学图书馆藏书较少的主要原因。
2管理人员配备
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收集不易，配备合适的图书管理人员非常必要。在这方面，中国书院与中世纪大学图书馆不同。中国书院管理人员安排系统周密，业务素质高，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不太重视管理人员的选择。
书院藏书管理的职事人员，一般来说，上有相当于图书馆馆长级别的“监院”、或“斋长”或“山长”，中有“掌管”、“司书吏”、“书办”等专职人员，下有“斋夫”、“看役”、“看守”等普通管理人员。其中“监院”(或“斋长”或“山长”)是书院藏书的总负责，领导着“掌管”等中层专职人员以及“斋夫”、“看役”等普通管理人员，同时他还向书院甚至官府总负责。以岳麓书院为例，“监院”负总责，上面向书院和湖南学政负责，手下有“书吏”管编目，御书楼设“看役”掌管钥匙，翻晒书籍，打扫卫生，借阅则“监院”亲躬。当新、老“监院”交接时，临时添设“监交”一人，负责查点书籍。由此，岳麓书院形成了由“监院”、“书吏”、“看役”和“监交”所组成的系统且职责分明的图书管理班-T-。重要的是，“监院”、“书吏”等管理人员都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较高的文学修养，他们利用书院丰富的藏书编写书目，抄录和撰写文献，这不仅使藏书管理专业化、科学化，而且推动了我国古代目录学和图书馆学的发展。
中世纪大学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一般由地位较低的职员和学生来充任，而与教派联系紧密的大学，如牛津大学，则由一名或几名普通教士来担当，总之他们都不是一个专业阶层。当然，在图书管理员中有对所管图书内容熟悉的学者，但更多的是只照管图书而对图书内容毫无所知的“图书保管员”。与中世纪大学图书馆管理人员零散的配备相比，中国书院管理人员则有较强的专业素质，人员精干系统，职责明确，各司其事。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效率，以免推诿扯皮和人浮于事，而且还能互相监督，层层负责，形成一个严谨的管理体系，有效保证书院藏书的保存和利用。从藏书管理人员配备的侧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书院管理水平要高于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
3藏书编目和整理
藏书的编目和整理是图书管理必不可少的程序。在这方面，中国书院比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显得更合理、更完善。书院收到图书后，首先登录，由管理人员详细注明图书的来源，如果是捐献，官则注明某官捐献，绅则注明某地某甫先生捐；购书则注明日期及卷册数。登录完毕后便加盖学印，然后分类上架。书院的藏书一般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细分至二级类目。书院的藏书一般由“书吏”、“书办”等专业人员编写藏书目录，其中详细记录著书名、著者、卷数、册数、捐献人姓名和书籍缺失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