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恩来民本行政伦理思想的形成原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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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周恩来将他的民本行政伦理思想运用于行政实践过程中，其现实表现是多方面的：求真务实的决策原则、人文化的行政领导方法、强烈的行政良心、平等待人的本民思想和协商民主的议事精神。周恩来民本伦理思想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个人的生活成长经历和注重自我改造三个方面。
　　[论文关键词]民本行政伦理思想；现实表现；形成原因
　　从新中国成立起，周恩来就一直担任政府总理，新中国的行政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他的行政伦理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他的行政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一贯倡导重民、爱民、惠民。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他认为，共产党人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行政活动都是为群众的一种“服务”，他真正践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一、周恩来的民本行政伦理思想的现实表现
　　周恩来民本行政伦理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各种文献中，更多地通过他一生广博丰繁的行政实践表现出来。它的现实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求真务实的决策原则
　　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是人民政府最主要的工作重心。但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以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也导致了许多弊端。如何正确行使职权，使以行政指令为主的计划经济不致因行政部门的工作失误而造成损失呢?对此，周恩来强调实事求是的务实观，政府的行政决策以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最高准则。
　　在经济工作中，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工作计划切实可行，不去做不切实际的事情，才能清除经济建设中“左”“右”倾错误，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为人民服务。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上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辽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
　　(二)人文化的行政领导方法
　　周恩来特别重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以及对待群众的态度，他的高明之处是既要“领导群众”，又要注意“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如何才能达到既要领导，又要使群众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的高妙境界呢?周恩来强调：“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要“命令”虽然是领导所拥有的权力，但是它毕竟是强加于人，不符合道德伦理的一般要求，它还含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身份的不平等，通常都会引起接受命令的人心理不快，而非自己内心所想接受，结果工作很被动，积极性不高，效果也就不好。“说服”则不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彼此平等沟通，它不是力服，它崇尚真理而不凭借权势，尊重对方而不居功自傲，使受命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贯彻起来心情舒畅。要群众觉得你不是在领导，要尽可能不用命令，要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自己的行动带动人，坚持相互理解、谅解和支持。周恩来创造了和谐的行政关系，他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和爱戴。
　　(三)强烈的行政良心
　　良心意识的行政伦理的底线意识，是行政伦理意识的起码原则，也是行政践行者自我约束的最后防线。行政良心是指行政人员在履行其行政职业活动中的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形成的深刻的道德责任意识以及对自我的行政行为进行自我道德评价的能力。周恩来看到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人民利益受到损害会感到深深的自责和不安，周恩来始终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负罪感，更主要的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周恩来把政府的责任融汇在自己对人民的深深情感中，真切而自然地体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庄重责任。作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不能在内心种植这种良心意识，他的‘为民’只能是虚假的口号和令人厌烦的说教。

　　(四)平等待人的本民思想。
　　周恩来把群众路线作为政府行政的体制性原则，要求形成有坚实群众路线的方针、政策，把政府的目标和人心向背结合起来，他以“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作为自己进行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作为民本思想的载体的的“群众路线”，它首先是对群众的尊重，其实质是坚持领导和群众人格上的平等，不尊重、不平等对待就是不道德的。周思来民本行政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将自己视为普通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因此，他的民本思想也可以称之为“本民”思想。树立平等意识，关键在于领导者，下层干部和一般群众是天然要求领导者与他们平等。如果领导者与群众的关系不是平等关系，就会使权力不受限制，别人只能对他们唯命是从，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对于领导者对下级讲话算不算指示，周恩来是断然否定的。
　　(五)协商民主的议事精神
　　周恩来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个中国特色行政伦理学的重要原则，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这些揭示了协商民主行政伦理的本质，不是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而是通过协商对话，使少数人理解并接受。协商民主虽然强凋少数服从多数，但不能把多数人的意见强加于少数人，这也是不道德的，要做到让少数人了解多数人为什么这样做，多数人为什么是对的，它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重要内容。周恩来多次强调，政府在研究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时，一定要请各部和各省市的负责同志参加，中央和地方要结合起来，要上下沟通，互通情况，最大限度地让各级领导、有关专家、行政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行政决策。在他看来，也只有这样才符合行政伦理的基本要求。
　　二、周恩来民本行政伦理思想的形成原因
　　周恩来之所以形成他的丰富的民本行政伦理思想，与他从小所受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个人复杂的生活经历、注重个人思想改造等方面是分不开的。
　　(一)传统文化的影响
　　周恩来的民本行政伦理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石是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人文精神构成中华民族最优秀品质的基本要素，是中国人思维结构和心理结构的最优秀的组成因素，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史上所积淀起来的一种文化精华，其最具代表性的是儒教精神，其核心就是对人的充分肯定与尊重。周恩来民本行政伦理思想归纳为一点，就是行政中关于人的道德理念。人是行政的主体，行政人员与行政对象是人与人关系的一种特定内容，它体现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爱，这在周恩来那里体现的尤为强烈，尊重是爱，平等也需要爱。他称自己所主持的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称自己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要求自己和全体工作人员，都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从小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周恩来的过继母陈氏出身书香门第，博览群书，知书达理，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儒家文化对周恩来的幼小心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周恩来还在外祖父的书斋中饱读儒家经史典籍，广泛的涉猎使得周恩来对儒学有较为全面的领悟，他不仅从中熟知了礼义廉耻等伦理道德观念，而且先人们忠君报国的英雄事迹也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文化思想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爱民”的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统治者提出“爱民”、“贵民”思想前提，民本思想是儒家执政思想的核心内容，更是儒家规劝统治者调节社会矛盾，巩固统治地位所揭示的执政规律的精髓，这些传统思想对周恩来民本伦理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周恩来的民本行政伦理思想与古代的“民贵”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不是官民平等，他们所谓的“爱民如子”的爱，往往是同情、怜悯或施舍，不过是一种“好生之德”，是富人对穷人、官对民的善举。所以，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是百姓的“衣食父母”，是老爷，是救世主，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周恩来的民本行政伦理思想在于把颠倒的官民关系颠倒过来，超越了传统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履行公权力的行政人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老爷”。他对这一点是十分警惕的，他告诫走进紫禁城的领导干部，权大了，地位变了，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要为人民掌权。他始终不忘自己是普通党员、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他认为，只有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才能体现存在的价值。重承诺、守信用是历代儒家所极力提倡的，儒家文化历来重视道德修养，提出了丰富的关于修养方法的理论，其中“信”是提高修养的基石，是拥有高尚人格的保证，儒家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强调当权者一定要讲信用。对于领导者，要想取信于民，事业顺利发展则必须言而有信。取信于民是从政的基本条件，而要想真正做到“取信于民”，就要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切实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

　　(二)个人的生活成长经历
　　周恩来诞生的时代，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年代，广大人民痛苦的煎熬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9岁时家境已经衰败到靠典当度日，封建礼教的虚伪残忍，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使他开始痛恨起为富不仁的富人来，同时由于家庭地位的下降，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辛，也有机会更多地接近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周恩来对劳苦大众充满同情。周恩来在1946年9月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说过：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都是绍兴师爷，到了父辈，我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l岁即开始当家，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周恩来对人民怀着一种深深的道德责任感，怀着强烈的深厚情感，任何一点对人民要求的不重视，他都会认为是对人民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在对维护人民利益上的任何一点粗疏，他都不能容忍。
　　周恩来从小就表现了崇高的志向，在天津南开学校，他强调立大志，鄙视那些汲汲于名、于利之徒，他写道：“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翁者；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也。”(《尚志论》作文手稿)这“不私于个人”，可谓是周恩来一生的座右铭。他正是怀着这种“不私于个人”之大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去寻求济世救民的真理。“五四”运动前后，他勇敢地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周恩来对爱国主义逐步由空想阶段转到寻求具体解决办法的阶段，他感悟到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救中国。在此期间，他逐渐由～个忠诚的爱国者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南开时期，周恩来对西方思潮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广泛阅读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多种著作，并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周恩来与陈独秀等第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有所不同。在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1917年赴日之前)，他并没有响应《新青年》的号召，积极投入‘打倒孔家店’的文化运动，他对儒家学说仍怀着相当的敬意，在思维方式到思想内容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他善于融合，调和不同的学说，兼采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