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一)

详细内容

摘要：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而宏观调控应坚持以就业为先。

　　关键词：宏观调控，就业

　　我国改革开放已近30年，我们对宏观调控已不陌生，而且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调节，社会各界也有共识。但目前的重点是如何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

　　一、宏观调控的目标：增长为先还是就业为先

　　对宏观调控的目标，近几年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宏观调控的诸多目标中，究竟以哪一目标为先?

　　约六年前，有学者提出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也有学者主张，宏观调控应坚持以“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并无大异。但两者又有不同。差别在于四大目标的次序：一是以增长为首，一是以就业为先。

　　增长与就业何者更重要?这样提问题，似乎有些费解。因为增长与就业并不完全对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还是一回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了，肯定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但增长与就业又不是一码事。比如经济增长，既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来实现，也可通过增加劳动投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达到。尽管它们都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对就业采说，效果却大不广样。前者会减少就业，后者会增加就业。

　　增长与就业如何排序，不单是一个先后问题。增长排在前面，就业服从增长；就业排在前面，增长则服从就业。可见)目标排序实际上决定着政府宏观调控的导向。尤其当增长与就业冲突时，宏观调控此时作何种取舍，排序就尤为重要，这既关系国家的经济实力，又关系社会的稳定，政府唯有权衡轻重，通盘谋划，方可化弊为利，掌握调控的主动权。否则，目标排序失当，政府调控难免会打乱仗，陷入混乱。

　　人们主张增长为先，基本依据有二：一是邓小平同志讲过“发展是硬道理”；二是中央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若以此为据，把增长排在就业之前，显然是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混淆了。邓小平同志讲的“发展”，绝不仅止于“经济增长”的含义。经济增长单指产出(GDP)的增加，而发展则不仅包括产出增加，而且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正是对“发展”概念的科学诠释。

　　假如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政府，我们要问，：政府的最大化目标是什么?是GDP还是社会稳定?回答当然是稳定。如果失去稳定，就谈不上发展。当今世界，无论哪国政府，都是以稳定为第十的。罗斯福新政，说到底也是为扩大需求，增加就业，维持稳定。既然政府的最大化目标是稳定，那么，我们、再问：增长与就业，何者与稳定的关系更直接、更要紧?回答当然是就业。因为就业事关人们吃饭，民以食为天，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养家糊口，保不准就会铤而走险，闹出什么乱子来。很难想象，一个高失业的社会，稳定状况会好到哪里去。—当然，强调就业对稳定的作用，不是说其他目标就无足轻重。宏观调控要设定四大目标，就是因为它们都与稳定相关。比如物价上涨，货币会贬值，若货币收入不变，人们的生活水平肯定下降，这样，会引起社会不满。不过，只要不是恶性通胀，它对稳定的危害仍不及失业大。毕竟通胀损害的主要是高收入者的利益，而高收入阶层恰恰是一个追求稳定的群体。再比如经济增长，经济增速慢，会对稳定不利，但只要不出现衰退，增长对稳定的影响比失业与通胀也要小。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宏观调控应坚持以就业为先，而且“经济增长”应排在“增加就业”与“稳定物价”之后。

　　二、增加就业：重点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

　　国务院曾多次重申，为增加就业，必须扩大内需。那么，扩需的重点在哪里。八年前，政府扩需的重点是刺激投资。接下来几年，政府虽也强调消费的作用，并启动消费信贷。但扩需的重点却仍在投资上。当时有人说，政府扩需的办法是借鉴凯恩斯主义，仿效罗斯福新政。

　　学术上任何一种创新，皆属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中国要加以借鉴，本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凯恩斯主张刺激投资的理由似有疑点。1936年，他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指出失业的成因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而如何拉动需求，凯氏认为重点在投资而非消费。何以如此?其立论根据就是“投资乘数”理论。

　　投资的乘数效应的确存在。但投资与消费都能拉动内需，至于何者更有效，须慎重权衡才可定论。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第一，短期看能否减少过剩；第二，长期看能否增加新的过剩。若以这两点判断，消费无疑比投资更具优势。投资虽可减少当期过剩，但日后将形成更大的供给。问题在于，就当前中国酌情形论，刺激消费也非易事。’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消费者收入普遍偏低。很明显，要刺激消费，必须先提高居民的收入。对此，多数人的意见是加薪没有钱，但中国加薪的困难不在钱。真正的困难是如何把钱加到低收入者头上。政府公务员加薪容易，棘手的是工人农民怎么办?工人的薪酬是雇主给的，国家虽可出台最低工资法，但这样做会弄巧成拙，令更多的人失业。比如某餐厅老板原来雇人洗碗，每月花600元，若现在法定最低工资升至1000元，那么他很可能去买洗碗机而减少雇人。再就是农民，农民要卖农产品才能有收入，而农产品价格却由市场定，政府管不了价格，想让农民增收也是力不从心。当然，办法还是有的。最近几年，政府先后推出的粮食生产直补、免征农业税等，对农民增收作用显著。过去我们总以为提高收入就得加工资，其实，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加工资，也可帮低收入者增收。比如，政府加大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保的投入，提高保障水平，进一步拓宽保障面，让社保不仅覆盖城市，而且也覆盖农村。这样，也就等于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

　　可以想见，中国有13亿人口，人们没有后顾之忧，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大家一定会放心大胆地去消费。若如此，拉动内需定有可观的效果；由内需不足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三、稳定物价：相机抉择还是奉行简单规则

　　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是稳定物价，这有两个含义：一是控制通胀；二是防止通缩。1988年的治理整顿，就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控制物价上涨； 1993年的宏观调控，也是针对通胀；而1998年政府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起初是想把物价指数控制在3%以下，可后来却出现通缩趋势。于是就带出一个问题，政府到底该怎样做才能保持物价稳定?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怎么说。

　　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基调的凯恩斯学派，倡导“相机抉择”的所谓“权变”政策。在他们看来，经济生活仿如一条有着荣枯周期的河流，而货币供应就是一道闸门，政府作为“守闸人”，应时刻根据“河流”的荣枯状况，相应地关闭或开启“闸门?，从而达到平衡货币供求、缓解经济波动的目的。，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弗里德曼则认为，“权变”政策不仅事实上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造成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据此，他主张政府放弃传统的“权变”货币政策，而建议用一种预先制定的对货币投放有约束力的“规则”取而代之。比如，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长期地固定在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劳动力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这就是所谓著名的“简单规则”或“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用历史事实证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往往会使经济更不稳定。他通过对历史大量统计资料的考察和实证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只有在经历一个易变的、长期的“时滞期”后才能作用于经济。具体说，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变化到经济生活中反映出这种变化之间，存在着两个“对滞”：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在6-9个月以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在名义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后，平均要再过6个月至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生效的时间往往要经过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

　　正是由于存在滞后效应，所以弗里德曼说，中央银行难以掌握成功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无法准确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向，更不用说去把握现实社会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的时间和程度。这样，政府在扩大和收紧货币供应量时，难免会做过头或做不到位：要么对经济刺激过度，要么紧缩过度，从而导致与最初愿望相反的结果，更加促成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