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优势与贸易利益看中国粮食供求问题(一)
详细内容
针对布朗提出的“下个世纪谁养活中国”的挑战，大多数学者着眼于从中国粮食生产潜力作出回应。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的粮食供求放在一个全球粮食供需框架中予以观察，探讨中国粮食真正的问题所在，并提出粮食战略的另一种思路。
一、国际粮食供需状况、趋势及其含义
人们习惯于交替地用时而悲观、时而乐观的情绪看待世界粮食供需状况，以致使对于粮食的关心成为一种“卡桑德拉与波利安娜之争”〔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世界舆论曾经有过对全球食物短缺的深切担心，但由于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食物生产及储备的丰富，这种担心很快销声匿迹。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期间南亚季风失常，再次唤起人们对饥馑的忧心忡忡。这种忧患意识突出地表现在风行一时的畅销书《饥馑—１９７５！》中。这本书预测在１９７５年会发生世界性饥荒。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由于若干地区减产和（特别是前苏联）需求的突然扩大，导致世界食品市场的恐慌，粮价８个月内上涨了３倍。当时，普遍预计会发生全球性食品短缺，以致美国农业部长劝诫美国农民要“未雨绸缪”。然而，８０年代初再次出现农产品过剩，以致当１９８３年美国农产品储备爆满时，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昂贵的供给控制计划——实物支付计划。
从世界食品供需情况看，至少从６０年代以来没有受到“马尔萨斯陷阱”的困扰。我们用１９６１—１９９２年食品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与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相比，作为食品增长对人口增长的领先系数（表一）。经观察可知，马尔萨斯所预见的人口增长快于食品增长〔②〕的现象并未发生，全世界平均的这个领先系数为１．２６，发展中国家平均达到１．３９。换句话说，如果根据每个人的需要来分配的话，全球食品供给是可以满足人们生存所需的。
表一 分地区食品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１９６１—１９９２）
食品（％） 人口（％） 食品领先系数
世界 ２．４ １．９ １．２６
发达国家 １．５ ０．９ １．６７
发展中国家 ３．２ ２．３ １．３９
非洲 ２．２ ２．９ ０．７６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与农业状况数据带，１９９３》。
对于一定的发展阶段来说，一个国家的食品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协调，不仅在于满足生存需要，还在于满足改善营养状况的需要。因此，食品增长率不仅需要快于人口，还要有所超前。这个超前的幅度用公式表示为：
食品需求增长率＝人口增长率＋（收入增长率×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
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在各国不尽相同，一般来说，越是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越是需要一个较大的超前幅度。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食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已经降低到可以忽略的水平。对于发展中国家满足生存与改善的需要来说，食品增长比人口增长高出１个百分点，足以视为适当的超前幅度。从表一看，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基本满足了这种需要。但非洲国家显然还不能依靠自己的生产满足生存需要。
然而，从世界整体、发展中国家甚至非洲国家来看，人们的营养满足程度都在提高。全世界的人均食物卡路里摄取量，从１９６１年的２２４６千卡提高到１９９０年的２７１２千卡，年平均提高０．７％。其中发展中国家从１８９３千卡提高到２４９５千卡，年平均提高１．０％。非洲国家相对来说改进较小，平均从２１０６千卡提高到２１８２千卡，年平均提高０．１％。由于贸易在当今世界起着重要作用，使得食品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非洲国家也可以改进营养状况。对于那些未能如愿的国家来说，是贫困而不是世界粮食供给不足造成的。
世界粮食供求状况良好的另一个标志，是世界粮价长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图一显示，以１９８５年不变价计算的小麦、水稻和玉米国际市场价格始终趋于下降，这主要是由供给状况决定的。１９７０—１９９２年３种主要粮食全球产量与各自国际市场价格之间的相关系数，小麦和水稻都是－０．７１，玉米为－０．８１。即随着产量的提高，价格相对下降。
综上所述，约翰森（Johnson,1996）对今后至少３０年世界粮食市场的估计是有充分根据的，他认为世界粮食市场不是技术或供给约束型的，而是需求约束型的。在不考虑分配问题的条件下，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温饱。
二、布朗眼中的“粮食问题”与中国现实
布朗预测，中国到２０３０年人口将增加到１６亿，而由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迅速，食物结构改变也在加快，粮食需求将大幅度提高。与此相对应的供给潜力则不乐观：耕地和水资源日益转为非农使用，靠扩大播种面积增加产量的潜力很小，单产的提高也是有限的。由此他预测，从９０年代开始，中国粮食产量将以每年０．５％的速度下降，到下个世纪３０年代，粮食缺口将为２．１６—３．７８亿吨。布朗警告说，届时全世界都无力养活中国（Brown,1995）。可见，布朗眼中的中国粮食问题是供给制约型的。从他反反复复发表关于中国粮食预测观点以来，中外学者已经从理论上揭示其观点是不符合经济发展逻辑的，并用实际证据证明其预测是站不住脚的。
从理论上来说，布朗实际上假设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面对食品需求的增长和资源压力的增强，农民、消费者、政府以及贸易伙伴皆不作出反应。这显然不符合经济逻辑。众所周知，任何经济情形的变化，都会表现为产品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对此，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会作出相应的反应。人们通过技术创新、贸易扩大等努力足以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他所描述的中国农业供需特征，至少在过去十几年中始终存在。然而，我们不仅在８０年代创造了让世界震惊的农业奇迹，而且一直保持全世界最高的农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率。
从各种对中国粮食产量的预测来看，绝大多数中外专家与布朗的结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差异颇大。不同的预测不仅源自采用模型结构的不同，更重要的是预测者所依据的宏观经济思想，从而选用的不同经济参数（Fan et al,1996）。表二中我们列举了一些最有代表性的预测，用来与布朗的预测比较。结果表明，如果以布朗对２０３０年中国粮食生产总量的预测数为１的话，其他学者和机构的预测数则高达１．５４—２．４５。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布朗预测所持的方法论和所依据的事实及资料表示怀疑。
表二 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几种预测结果（亿吨）
布朗 罗赛格 黄季昆 美国 海外经合 世界
朗特等 等 农业部 基金会 银行
１９９５ ３．５５ ３．５５ ３．５５ ３．５５ ３．５５ ３．５５
２０００ ３．４２ ３．８５ ４．１０ ３．６２ ４．１１ ３．６７
２００５ ３．２９ ４．１８ ４．３８ ３．８２ ４．４５ ３．８２
２０１０ ３．１７ ４．５３ ４．６９ ４．０３ ４．８３ ３．８９
２０２０ ２．９４ ５．４１ ５．５２ ４．４９ ５．６８ ４．０３
２０３０ ２．７２ ６．４６ ６．５０ ５．００ ６．６７ ４．１８
资料来源：Faal.(1996)。
具体来说，布朗预测的错误，除了他不恰当地把中国大陆的情况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相类比之外，还在于大大低估了中国及世界的粮食增产潜力。他拒绝承认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是：（１）国际粮食市场仍然有惊人的能力，对粮食短缺而导致的高价格作出反应，从而大量增加供给。在供给作出反应之后，国际粮食价格又会迅速降下来（帕阿勃格，１９９６）；（２）中国有相当大的技术潜力，对任何可能的粮食短缺和高价格作出自己的反应，从而增加产量。目前我国科技对农业的贡献份额只有３５％，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只有高产国家水平的５０％左右。由此，低者说粮食单产尚有０．３—１．０倍的增产潜力（王晓方等，１９９６）；高者说，粮食单产的增长潜力可达１．５—３．５倍（林毅夫等，１９９４）。
人们并非面对布朗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有意粉饰太平，我们也不认为中国粮食供给就是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然而，问题固然存在，却非布朗所指。中国改革以来的粮食生产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即一方面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另一方面粮食产量却停滞不前。１９７８—１９９４年期间，中国小麦的收购价格以每年９．０％的平均速度上升，水稻收购价格的年均上升速度为１０．９％，玉米则为１０．３％。同期，这三种粮食的产量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３．９％、１．６％和３．７％。如此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却没能刺激起粮食生产的同比例增长。这多少出乎经济学家们的意料。本文认为，中国粮食生产停滞的真正原因在于农业和粮食比较优势的下降，从而增产努力的成本是高昂的，而同时，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并非出自市场力量的推动，而是由于政府的人为干预。
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越是缺乏耕地资源，经济增长越迅速，其农业比较优势的下降也就越快（安德森、速水，１９９６）。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世界罕见的速度增长。同时，耕地稀缺的资源禀赋特征日显突出。从而农业比较优势迅速下降势所必然。
农业比较优势的降低通常导致一种新的政策扭曲，即实行农业保护政策。经济分析（Cai,1996）表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从对农业进行征税到保护农业，中间的政策跨度只是一步之遥。是否以及什么时候迈出这一步，取决于政治决策者对政治收益与成本的权衡。从有关的因素分析，可以判断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实行已经近在眉睫。
首先，城市居民生活支出中食物比重下降，其中用于粮食消费的比重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这两个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从１９８２年的５８．７％和１２．９％降低到１９９５年的４９．９％和７．４％。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城市居民对于食品和粮食价格上涨的抵制。与此相应，农民则因农业和粮食比较优势的下降，有了更大的激励寻求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政策。８０年代后期以来，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农民的事实，进一步加大市民与农民寻求政策保护的激励不对称。
其次，粮食在中国一直被看作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重要产品，是国家安全的象征。由于地区利益的差别和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国家层次的粮食自给目标必然要通过每个地区的自给政策来保障。为此除了采取各种控制手段之外，还要借助于一系列刺激办法，从而加强了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从国际经验看，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倾向于使一个国家或地区承受更高的农业保护水平。例如象瑞典、瑞士这样的欧洲非军事同盟国家，需要主要依赖于自身的生产能力来维持食品安全，所以心甘情愿地承担较高的农业保护费用，以维持食品自给。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举足轻重。所以，粮食供给越是具有不稳定的预期，政府对农业保护的政策倾向越强烈。
最后，政府仍然希望通过提高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或其他直接补贴，增加农民的收入。迄今为止农业收入仍然占到农户生产性纯收入的６８％，提高农产品价格仍然不失为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农村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收入的稳定。因此，重视农村、重视农业、重视粮食的呼声总能够得到较多的附应。近年来这样的呼声大多表现为直截了当地要求实行农业保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