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衡平：熊彼特思想述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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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学界，熊彼特是以其经济学研究而闻名的。但是，与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相比，他因立足于一种作为文化进程的资本主义整体背景而显示了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熊彼特竭力证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成就而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它覆灭的诸条件，这些条件将指定社会主义为第一继承人。但是，就像一位医生预告他的病人马上要死并不等于他愿意这个病人立即归天一样，熊彼特强调说，他预测资本主义必然崩溃也不等于他喜欢这个进程，相反，他倒是希望给这个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病人开出一副可以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由于这副妙药的关键成分是一些前资本主义因素，因此，熊彼特的理论建构透露出一种甚为鲜明的保守取向。[1 ]

　　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

与激烈反传统的新潮自由主义分子不同，西方文化史上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反复强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出现只有在同它脱胎而出的传统社会联系起来时，才能被恰当地理解。按照他们的看法，理论的抽象也许可以删繁就简，但实际的历史变迁却有割不断的联系。任何新的社会形态都在旧社会的母体内孕育，不仅打着旧社会的烙印，而且从中吸收了不可缺少的生命给养。因此，至少就转型时期来说，社会的金字塔不是一种材料构筑而成的。熊彼特将这样一种新旧成分交织的复合社会形态，称作“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2]

　　事实上，这种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也是韦伯在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联时所依据的一个基本前提。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韦伯才断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初创阶段的合理弹性受到了影子一般的前市场社会精神气质的隐性支撑。在他看来，先于资本主义时代存在而被带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道德遗产，一方面以经过改造的开放姿态认可积极入世的功利追求；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责任、义务、信用和承诺来对个人贪欲予以节制和疏导，从而为市场体系的健康发育与合理运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伦理基础。[3]因此，韦伯给人的一个启示是，那种看起来好像是残留物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就积极影响而言，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秩序的建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熊彼特由此进一步追问：倘说传统遗产在文化意义上为资本主义的成长提供了初始条件，那么，类似的判断是否可以推演到其他领域，比如政治领域呢？

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一种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保障的政治体系，首先必须是一种有秩序的政治体系。历史地看，这种秩序的获得，对内需要克服分裂状态，实现国家的稳定统一；对外需要摆脱它国挟制，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在近代欧洲，这个任务是由王权势力担当并完成的。作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现成的专政机器，当王权以压倒一切的强硬手段结束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创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时候，它客观上也就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重大障碍。亨廷顿指出：“权力的集中对于铲除旧秩序，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并为新社会集团的崛起和新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绝对君主与新兴中等阶级之间的确存在着一致的利益。”[4]

　　这种“一致的利益”意味着什么?熊彼特的看法是，不论后人怎样用挑剔的眼光来评论，它都不是某种偶然的巧合，而是那个两栖社会结构的实质所在。也就是说，新旧社会阶层间存在的利益一致性，反映了它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积极的共生关系。据熊彼特观察，这种共生关系具有双向互惠的意味。一方面，尚嫌稚弱的新兴资产阶级特别需要专制君主的政治庇护。因此，它想方设法“把国家拉到自己身边来，作为回报，它也为国家服务，为不同于自己利益的国家利益服务”。[5]另一方面，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又不断地增加着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创造的财富与税收的依赖。它不仅靠新兴资产阶级提供的愈益递增的国库收入过日子，而且因为这个缘故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来制定和修改其对内对外政策。

这样，在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中就产生了一种颇为奇特的分工。按照熊彼特的看法，作为分工一方的资产者阶层主要承担经济职能。虽然他们为了扩张自己的工商业利益，也许会向封建的政治体系施压，或者以反贵族特权之类的形式试探着进行某种政治介入，但总的来讲，他们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这种分工是称心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经济人的资产者需要政治保护，但其专注于成本核算的合理主义气质又显得平庸与温良，以致根本就缺乏实施政治统治所必须的超凡魅力和英雄气魄。他们自己惟一可打的是一张经济牌。而其惯用手法，要么是答应给钱或拿不给钱吓唬人；要么就是收买一个佣兵队长、新闻记者或政界人物来为其撑腰鼓劲。但是熊彼特提醒说，所有这些伎俩的政治价值都不好过分地高估。归根到底，在传统惯性依然十分强大的那个时代，资产者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不具备激动人心的政治蛊惑力量。“在营业公事房里，他也许是而且常常是一个天才，但他绝对没有本领在公事房外面吆喝一群鹅――不管是在客厅里还是在讲台上。他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喜欢人们把他丢在一边，他自己则把政治丢在一边。”[6]

　　与熊彼特的上述判断相对照，近代工商业阶层在市政管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才能和成就可能是一个例外。但熊彼特认为，这个例外非但没有削弱他的理由，反而加强了他的论据。因为在现代都市出现以前，市政管理就同营业管理的性质差不多。就此而论，它落到工商业阶层手中，并按照营业所的方法和精神去处理，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件。在格外有利的条件下，工商业阶层领导的城市政治甚至发展成了像威尼斯和热那亚那样的共和国。但是熊彼特指出，近代欧洲历史上的商人共和国在国际政治的大竞赛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都失败了。这表明，至少在资本主义成长的早期阶段，资产阶级的装备低劣得不足以应付任何国家通常必须面对的秩序、稳定和安全问题。“它不仅不能领导它的国家，甚至不能照顾它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这等于说，它需要一个主人。”[7]

　　按照熊彼特的分析，这个主人就是封建君主及其贵族同盟。他们作为两栖社会结构中分工的另一方，是以政治为职业的。在熊彼特看来，与资产者专注于成本核算的理性气质判然有别，贵族骑士由于特殊的历史熏陶而形成了勇武善战的英雄主义气派。他们不仅具备挥舞刀剑的技术专长，而且崇尚为战斗而战斗、为胜利而胜利的价值信条。正是这种喜好征服的职业习惯，使他们在社会各阶层的心目中保有神秘的魅力和独特的威势，并且能够通过服务对象的转变而适应于迥然不同的社会状况。熊彼特评论说，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贵族原有的法律特权不得不逐项放弃，但是，凭着渗入骨髓的职业本能，他们却可以为了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目的而照旧去治理国家，“直到完整无损而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末期”。这样，同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现传统道德遗产相类似，熊彼特在资本主义早期政治结构中发现了内在的封建成分：“这个结构的钢框架仍然是用封建社会的人和材料构成的，而这些材料仍在按前资本主义模式办事。它充斥在国家机关里，充当军官、制订政策――它作为统治阶级而活跃着，并且，虽然它考虑到资产阶级利益，但它总是小心地跟资产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所有这一切不光是返祖遗传，这是两个阶层的积极共生，其中一个阶层无疑在经济上支持了另一个阶层，但政治上反过来受到另一个阶层的支持。” [8]

　　因此，熊彼特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前资本主义因素并不仅仅是阻止资本主义成长的障碍，它同时也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免于崩溃的保护支架。反过来说，随着资本主义把这个支架当作纯粹的障碍来摧毁，它也就赶走和自己共生的老伙伴，而变得无人庇护、孤立无援了。新潮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习惯于把摆脱封建束缚看作是一场社会大解放，但熊彼特却在这条解放之路的尽头遥见到一个万丈深渊。他断定“资本主义政策所摧毁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免不了要摧毁的限度”，[9]以此对自由主义的盲目自负作了一个保守的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