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东亚政治文明的回归与重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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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苏联解体，全球意识形态的对立消除，建立在不同政治理念上的冷战结束，世界正在形成新的国际秩序与政治格局，各国关心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已来临。然而，我们不能因冷战的结束冲昏头脑，丧失理性的评判能力。实际上，只要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冷战虽然结束，但冷战遗留的诸多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严重地困挠着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就亚洲而言，冷战结束遗留的最大问题是东亚政治理念与体制一一具有独特传统的东亚政治文明一一的回归与重建间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东亚的政治得不到应有的定位，因而世界政治的新秩序也不可能确立。因此，后冷战时代东亚政治的当务之急就是贞定东亚政治的性质问题，即厘清何为东亚政治的理念与体制，从而使其回归与重建的问题。此一问题关系到东亚政治能否具有其规定性与独特性，能否保存其文明的自性而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能否以独特而崭新的身份挺立于世界政治文明之林。故此一问题涉及面甚广，本文只能作一提纲性的阐述，详论则俟诸来日。
(一)东亚概念及其政治传统的界定
“东亚”，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是指亚洲东部的国家和地区，即指中国、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台湾、香港。其次，“东亚”又是一个语言概念，是指历史上曾受汉文字影响现在仍受其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构成了法国东方学家汪德迈（Leon Vandermeersch）所说的“汉字文化圈”。此一语言意义上的东亚概念除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外，亦包括日本、北朝鲜、南韩及历史上的越南。再次，“东亚”又是一文化概念，是指传统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在传统上曾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同中国、台湾、香港一道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儒文化传统，即形成了日本儒家学者加地伸行所说的“儒教文化圈”，故文化意义上的东亚概念除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外还包括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可见，不管从地域上、语言上，还是从文化传统上，中国、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台湾、香港都可以统一在“东亚”这一概念之下，构成一具有独特地域特征、语言特征与文化特征的亚洲地区。 根据上述“东亚”概念的内涵，我们发现东亚既区别于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又区别予以印度教为中心的南亚和以佛教中心的东南亚，其区别的核心则在儒教文化。此外，有两点需要说明：越南虽在1918年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奴役政策下放弃了体现民族独立精神的汉文字，改用了具有奴化意识的拉丁化文字，但越南在其历史上曾用“汉字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长达两千年的影响，其放弃汉文字而改用拉丁文字并未消除汉文字与儒文化在越南民间社会及知识分子中的深刻影响，故越南在广义上应属“东亚”的范围；此外，新加坡虽大部分为华人，并认同儒家文化，但在历史上不属“汉字文化圈”，现在通用的是英文，且地域又非亚洲之东，故为“东亚”概念的精确性考虑，“东亚”概念不宜包括新加坡在内，新加坡应属广义的儒文化圈。
众所周知，在政治上，东亚最大的特色是受儒家文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儒家的政治理念以及依此政治理念建立的政治制度在东亚各国扎根生长，形成了东亚悠久的政治传统。中国且不论，儒家文化于公元前一世纪传入朝鲜，公元三世纪传入日本，公元前二世纪传入越南，历时一两千年之久，随着各国政治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完善，最后定型，形成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东亚政治传统。我们可以说，凡谈到东亚政治传统时，即是在谈儒家的文化传统。若东亚离开儒家的文化传统，即无政治传统可言。故具有儒文化特色的政治传统不只是中国独有的政治传统，同时也是东亚各国千余年来一脉相承的其固有的政治传统。东亚在此政治传统中生存发展了两千年，使其政治的性质在儒家文化中得到了奠定。当我们论及东亚政治的特色时，我们自然会以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为标准来对其进行定位。东亚各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儒家思想，带回《五经》、《四书》、《史记》、《汉书》等儒家典籍，并及时吸收中国流行的各种儒家学派，如朱子学、阳明学，便其在国内发扬光大，形成了适应其民族需要的儒学传统，如朝鲜的新罗国学、高丽言学、退溪理学，日本的京都朱学、德川古学、中江藤树开创之阳明学以及越南朱安之儒学、吴士连之儒学等，均是东亚各国长期形成的儒学传统。此外，东亚各国还从中国引进儒家设计的各种政治礼法制度和文物典章制度，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加以改造发展，形成了东亚各国所特有的儒家化的礼乐刑政制度，如朝鲜高句丽太学制度、李朝培养官吏的成均馆科举制度，日本大化改新确立的体现“周孔之教”的政治制度、以《养老律令》和《贞永式目》为代表的体现。以礼入法。精神的伦理法律制度，以及越南李朝祀孔、科考等制度，都是东亚各国根据自身需要所建立的儒家化的政治法律制度。由此可见，儒家的政治理念与政冶制度已成了东亚各国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与亚洲其他地区的独特而一统的东亚政治文明。东亚各国人民千百年来均在此东亚政治文明中安身立命，生息繁衍，过着儒家式和协而稳定的政治生活。
(二)后冷战时代东亚遗留的政治问题
东亚百余年来曾两次被迫改变自己政治文明的性质，这两次改变都与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有关：一次是帝国主义时代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一是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帝国主义者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东亚各国的门户，迫使东亚各国效法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改变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文明的特性。于是，中国有辛亥革命，日本有明治维新，朝鲜有李朝灭于日本后效法日本的新政，越南则沦为法国殖民地而被强令接受西方的语言、思想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东亚政治文明的自性遭到了破坏，各国渴望在东亚建立起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与西方抗衡，政治家们开始放弃传统的儒家政治理念与制度而向民主自由靠拢，一个独立一统的东亚政治文明已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时代东亚与西方的冲突主要是国家实力的冲突，不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故东亚各国在思想上对其固有的儒家政治文化并未作彻底的绝裂，在西化的同时尚能尊重儒家传统，在新建立的制度中亦能保留一些儒家政治文化的特色，如孙中山《五权宪法》中监察考试二权的确立与权能分属的政治理论，日本糅合民权与儒家思想的《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但是，在冷战时代就不同了。冷战正如享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言，其冲突的实质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其冲突的焦点是源于西方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东亚各国由于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而被强迫卷入这场人类最荒唐的西方文明自身的对立中。我们知道，冷战起于苏美两大阵营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这两大意识形态都产生于西方文明内部，是西方文明自身的冲突。这种西方文明自身的冲突本可与东亚文明无关，但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大国各自按照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东亚就被卷入到他们内部政治理念的冲突中。也就是说，二战后苏美两国完全出于扩张其政治文化的动机和谋求其政治争霸的需要涉足东亚事务，苏联按照其政治意识形态在东亚划分其势力范围，美国亦按照其政治意识形态在东亚划分其势力范围，冷战遂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中展开，东亚亦因此成了西方两大政治集团争夺其世界意识形态霸权的工具。从冷战时代东亚的状况来看，中国、北朝鲜、北越被划入苏联意识形态的范围，日本、台湾、南韩、南越被割入美国意识形态的范围；东亚各国和地区都追随某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接纳之、捍卫之，都针对某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排斥之、攻击之，东亚遂在冷战中剑拔弩张，分裂对立。
在冷战中，东亚不仅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即接受了由俄国移植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美团舶运来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且还努力使这种思想在本土发为政治实践，建立西方式（俄式和美式）的政治制度。通过冷战四十多年的持久影响，东亚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已成为西方的，在政治制度上也已成为西方的。试看中国与日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在其主要方面不外是苏美思想与体制的翻版。中日尚如此，其它东亚地区亦可准此而知。冷战已使东亚在政治上不复旧观，完全沦为西方政治文化的殖民地!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漫长的冷战冲突中，东亚各国的政治家们似乎完全忘记了东亚政治文明有其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独特传统，有其不可改变的文化自性，而是心安理得地在东亚移植西方的政治理念并营建西方的政治制度，以丧失自身文化自性为代价来追求政治的现代化与国家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儒家政治文明只成少数学者研究凭吊的古物陈迹，对现实的政治不再发挥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和影响，似乎东亚政治文明已在当代人类文明中死去。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有物极必返、衰极复盛之势，西方文明经过三百年向工具理性一偏迅猛发展已到了极限，在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带来了诸多弊病，其中在政治上带来的最大弊病就是通过冷战把西方文明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强加到东亚，使东亚丧失其政治文明的自性而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从而破坏了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与丰富性。但正因为如此，东亚各国人民才通过冷战意识到丧生自身文化传统和文明自性的严重性，认识到东亚如果还是东亚而不是西方就必须回到自已的文化传统来重建其政治文明。这种复兴东亚文明的呼声正是冷战无视东方文明自性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说，冷战的结束即意味着西方文明在东亚霸权的终结，后冷战时代预示了东亚文明向自身传统复归的契机。
但是，契机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从当今东亚的现实来看，冷战遗留的政治问题非但未获解决，甚至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试看东亚的政治格局，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台湾之分裂对立，社会主义朝鲜与资本主义南韩之分裂对立，以及美式资本主义日本与苏式社会主义越南之存在，都是冷战时代的直接产物，而如今并末因冷战的结束有任何本质性的改变。虽然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上早已冲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打破了冷战时代经济发展姓资姓社的束缚，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模式，但在政治上仍然恪守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不能越雷池一步。其它东亚社会主义国家亦然。反之，东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上仍墨守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制，亦不能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说，冷战时代“社”“资”冲突的政治格局在冷战后仍然以一种隐蔽而顽固的方式在东亚存留下来，未如东欧苏联“资”“社”的冲突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因此，东亚仍处在一种没有冷战的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东亚在政治上遗留的问题仍然是西方文明内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东亚仍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一冷战的冲突模式中（即西方文明自身的观念对立中)来选择与定位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体制，仍然依附在西方文明的内部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前途，而完全忘记了其自身政治文明所固有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体制才是真正定位东亚政治性质的根本要素。因此，后冷战时代东亚遗留的政治问题仍是冷战中西方文明内部政治理念与政治体例的冲突问题，解决此一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冷战遗留的冲突中去选择或坚守哪一种产生于西方文明的政治理念和体制，而是超越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直接回到东亚政治文明的自性中来定位东亚政治的特性与解决东亚政治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东亚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中超越冷战姓资姓杜的意识形态藩篱，更要在政治发展中超越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藩篱，真正回到自己文明的，传统与自性中来贞定自己政治的性质、确立自己政治的理念、建构自己政治的形态、追求自己政治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