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标尺与传媒导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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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范跑跑事件”，折射出传媒的一个导向问题，传媒与社会大众道德观存在着既统一的一面，也出现了对立的一面，有些情况下大众会做出与传媒期望相反的解读；在任何时期弘扬道德都是传媒的重要职责，因为社会需要道德标尺来为大众指引方向：弘扬道德，批判错误，加强自律。这样才能为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典范，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道德绑架 传媒导向
　　
　　Abstract"Fan run incident" reflects a media-oriented issues, the media and public morality, there are still only a unified, there have also been opposing side, in some cases the public and the media expect the opposite interpretation ; At any time to promote media ethics is an important duty, because society needs moral yardstick to guide the direc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o promote ethical, critical error, self-discipline. Only in this way the munity can set a good example of morality, 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moral kidnapping of the media-driven
　　
　　道德作为一个恒久的话题，经常被社会舆论所关注，尤其是传媒聚焦于某一事件，由此折射出具有巨大争议性的命题时更是如此。在当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涉及道德拷问的事实会触及人们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也激发了一波又一波话语交锋。自2008年5月汶川地震以来，四川都江堰原光亚中学教师范美忠因为发表了不救学生而自己先跑的网络辩护文章，引起众多公众抨击。这一事件因为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中范美忠与郭松民的激辩更广为人知。此事虽已落下帷幕，但其中反映的道德命题却是值得深思的，尤其是“道德绑架”所寓意的道德要求甚至是
　　所谓的道德强迫命题与传媒之间的关系还是应该反思的。
　　
　　一、“道德绑架”直指传媒导向
　　
　　“范跑跑事件”①的一个核心是所谓“道德绑架”，此意是指传媒对人的一种道德强迫力量。在一个价值走向多元化的社会里，个人有道德选择的自由，不一定就非得遵从主流价值观要求去行事，而传媒借此发挥所体现的倾向是维护主流价值观，尤其是主流道德观念。这时个人自由选择与传媒导向就产生了冲突与对立，而且当传媒刻意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并加以放大形成强势舆论时，它与追求自由的个人之间对立就更为明显。“范跑跑事件”中主人公之所以使用这一断语，也是出于大众传媒对他代表的个人道德选择自由的狂轰滥炸，突出了道德义愤和道德要求，而忽略或隐蔽了其他应该讨论的问题这一理由。
　　 此一事件反映出道德要求这个命题。（对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道德准则，通常称之为职业道德）。与其他职业不同之处在于，教师这一工作将其道德色彩，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以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②的描述，更加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③等盛誉之语，实际上反映出社会对教师职业尊崇和期待。这也内化为每一名教师的道德信条，在教学工作以及师生交往中，都要作出表率，先人后己，爱护学生等都是作为教师应尽的职责，这无需争论。但是当一名教师在灾难来临时舍弃学生而不顾，甚至过后又为自己作辩护时，这就公然挑战了现行的教师职业道德准则，当然为主流价值所不能认同，引发抨击声潮。作为一个自然人，出于本能而自顾逃生，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附着了职业身份尤其是本具神圣光辉的教师有如此行为，当然难以为社会所赞同和容忍，当大众传媒发现并抓住这一个案披露之后，自然使事态扩大化，当电视提供辩论的平台时，这种关于道德、职业话题的交锋走向白热化，引发了广泛的争鸣。
　　 值得关注的是大众传媒在这一负荷道德议题中的角色。很显然，没有传媒介入，有关道德议题最初不为大众所知晓，自然也很难引起社会大规模的讨论与争议。传媒可以引发舆论，借助典型事实而吸引大众的关注，并且以其刺激性的“道德”评判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介入，从而带来较高的关注度。而在一轮接一轮的传播中，诸多被传媒所使用的符号会组成带有倾向性的意见，形成一种受到当事人所指斥的“道德绑架”。
　　
　　二、传媒与社会大众道德观的对立统一
　　
　　一直以来，作为服务主流道德观的大众传媒对道德有不同侧重点的阐释与维护，这与社会大众的道德观念呈现出一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也即是有时候二者的意愿是同一的，有时候又是背离的。它们还存在一种矛盾的状况，即社会整体的道德诉求会与传媒一致，但在具体情境中尤其分散的个人那里，涉及道德的命题时二者的倾向就不尽相同了。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反映，但在社会转型期传媒与社会大众出现了分野。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传媒在整体上虽然有着日益强烈的商业诉求，但其道德教化功能仍未有大的动摇，对典型人物、先进模范的传播仍在持续，借助于个别事实维护主流价值观的做法基本一如既往。这是有其合理性的，这种合理性最大体现在于为社会不断地树立道德标尺，以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向着美好生活逐步接近，这可以说是一种对道德理想的追求。
　　大众传媒之所以要不遗余力的树立道德标尺，除了传统文化规范在起作用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道德”在今天仍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因为稀缺，所以珍贵，一旦出现类似事件就被重点传播，以使人们知晓并有学习模仿的样本。讲求道德、君子之国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但是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又是堪忧的问题，人们希望拥有一个信守道德的社会氛围，这样才会更安全更有幸福感。当此心态作为共有的心态之时，传媒顺应这种期待，把社会中偶然发生的、合乎人们这种期待的事实，作出放大处理，广为传播，就会引发社会格外关注，并可能会打动众多人的内心，会激于正义和良善而去援助。
　　如果映照现实，就会发现传媒塑造道德、树立理想标尺的合理性和急迫性。首先，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深刻而急剧的转型之中，与此相伴而生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价值失范、道德滑坡留下了一个价值、道德真空地带，缺乏内在和职业的约束力的社会出现一些反道德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道德失范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危及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所谓不良后果从传媒近年不断披露的事件中可见事态之严重，致使一些人失去了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信心，产生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心态；富有者花天酒地、为富为仁；贫穷者心怀不满，滋生仇富心理，这些问题又与人们日常耳闻目睹的环境恶化、教育、住房、医疗高价和分配不公等感受叠加在一起，强化了人们的认知偏差，对道德的脆弱信仰很快就会坍塌，以至底线失守。第三，许多有效“载道”的教化手段、工具已经边缘化或处于削弱之中，只有大众传媒显示出日益增强的影响。如前所及，传统的德育所起到的作用正在弱化，显而易见的是学校所承担的德育职责并未到位和尽力；同时文学所体现的审美、净化、陶冶等健康效用也在失效；影视却在传输形而下的思想，这固然属于传媒负效应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传媒主要以新闻传播来重塑道德认知。也即是在此时，大众传媒是唯一有力地担当对整个社会进行道德教化的工具。它的手段就是不断设置道德议题，借助于事件传达道德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