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的中苏关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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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苏关系史上，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是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国家利益为主的过渡，内容非常复杂，但反映在史书上也最为薄弱。本文重点评述的这一时期中苏关系中一系列事件的起因、互动关系以及影响。
关键词：中苏关系 外交争端 军事冲突 战略三角 现代修正主义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举世闻名的大论战，内容涉及到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国党将苏共的理论观点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封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以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的这种修正主义为参照系展开的，主题就是所谓的“反修”和“防修”。正因如此，中苏两党理论争执、两国利益冲突并没有因赫鲁晓夫下台而结束，两国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更是进一步恶化，进入到“冰天雪地”的“严冬”，发生了一系列外交事件和军事冲突。 所有这些，不仅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导致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
一
赫鲁晓夫刚下台时，从苏联角度说，“莫斯科把尽力改善与中共和毛泽东的关系当成了一个首要的问题来处理。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在对外政策方面改善与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另外，赫鲁晓夫的继承者虽然也会像他那样不会对中国的要求让步，但在一些策略上可能发生改变。
从中国角度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对苏共的政策走向一时还吃不准，估计苏共可能还要坚持搞修正主义，但具体做法上和策略上会有所改变。因此，中共中央采取静观其变的方针。一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用比较热情的口吻向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和柯西金发去贺电； 另一方面，中央决定“暂时不发表论战文章，我们自己的不发表，其他兄弟党跟苏共进行论战的，特别是批判赫鲁晓夫也不发表。” 在1964年十月革命47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经过讨论不仅决定以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名义向苏共发去贺电，而且还派周恩来率中共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的活动。
可就在11月7日晚上苏联党和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中苏关系陡然逆转。贺龙在席间与崔可夫等人交谈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突然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照我们这么办，把毛泽东搞掉。” 虽然勃列日涅夫事后正式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国党道歉，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极其严重的事件，指示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要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二要利用这一事件向苏共发起攻势，谴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三要在与苏共领导会谈时绝口不谈召开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的问题。所以，在11月9日、11日举行的两次会谈中，中国党政代表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继续攻击苏共的修正主义、搞老子党和搞颠覆活动等等，而且当面拒绝苏共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早在1964年7月30日，苏共中央就写信给中共中央，提议12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起草会议文件。中共中央在1个月后的回信中认为：苏共不是本着协商原则，而是向各国党下命令，所以，“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之后，苏共中央11月下旬又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于1965年3月1日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的筹备会议，即有26个党参加的协商会议。同时，苏共还让古巴等9个拉美国家的共产党组成代表团来华做说客，劝说中国党参加会议。中国党仍坚持一不参加会议，二不停止论战。1965年2月上半月，柯西金在去越南访问时和返回的途中都在北京逗留，先后与周恩来和毛泽东进行了会谈。由于中苏两党在停止公开论战和举行协商会议问题上的立场仍是尖锐对立，这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加快了自己单独行动的步伐，1964年11月24日《真理报》发表了《关于召集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的起草委员会的通告》。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65年3月1～5日，苏联等1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协商会议。中国等7个国家的共产党党拒绝参加。这样一来，世界上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分成了两大派，多数跟着苏联党跑，少数站在中国党一边。总的说来，跟着苏共跑的党是“三和”、“两全”的拥护派，而站在中国党一边的则是反对派。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
莫斯科三月会议召开后，中国党马上就做出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月《红旗》杂志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社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抨击苏共和其他与会者观点的同时，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党的立场和看法。此后，中国党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除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外，还特别强调指出：“苏共新领导上台以来，一直坚持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规定的所谓‘不可动摇的’的总路线，一直坚持执行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纲领，加紧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进一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并且变本加厉地在国内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总之，他们所奉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正因如此，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还以严厉的口气拒绝了苏共中央的邀请，宣布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二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基本上中断了。取而代之的，先是越来越多的外交上的争端和边境上的军事冲突。
外交上的争端是由许多具体事情构成的，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以下几件。
第一件是亚非拉留苏学生在美大使馆前示威游行并与苏军警发生冲突，时间为1965年3月4日。
为了抗议美国飞机袭击越南北方，两千多名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留学生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在高呼口号和向美使馆投石块的过程中，与前来制止的苏联军警发生流血冲突，其中有9名中国学生被打伤。事后的第二天上午，中国驻苏大使潘自力前往苏联外交部，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并且发表了一项口头抗议声明。 3月12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苏大使馆，不仅否认苏联军警镇压过游行示威的学生，而且声称是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打了苏联警察。 对于这样一个照会，中国外交部于16日也照会苏联驻华使馆，“断然拒绝”，同时宣布：“中国政府坚决抗议苏联政府镇压反美游行、迫害中国学生的可耻行为。中国政府再一次要求苏联政府，向参加示威游行的各国学生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这个事件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大论战以来的第一个反苏浪潮，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苏联当局迫害中国留学生”文章，北京的群众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反苏的示威游行，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专门到医院慰问被打伤回国治疗的学生。表面上看，这个事件是由抗议美国轰炸越南引起的，实际上是中苏两党、两国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特别是在对美国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总爆发。也就由此开始，中苏之间的理论争执逐渐向实际冲突过渡。
第二件是苏联驱逐中国留学生，发生在1966年10~11月间。
当时中方的说法是：由于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国政府考虑到，中国的高等院校已全部停课，所以通知各国在华留学生休学一年，那些基本课程学完的留学生，可以提前毕业。苏联的留学生原计划当年年底毕业，基本课程已经学完，可以提前毕业。中国于1966年9月20日政府通知苏方，提出同他们商定这些学生提前毕业的时间问题。但是，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没有回答中方提出的问题，就于10月7日单独决定召回了自己的留学生，并且以中国单方面决定苏联留学生休学、限期返回为口实，限令中国留苏学生在10月离开苏联。 苏联方面的说法则是：“中国当局声明，中国政府决定在中国高等学校学习的外国学生停课一年，并要求苏联学生在十至十五天的期限内回国。苏联学生被迫回到苏联。根据对等原则，在苏联的中国学生和研究生也停了课。”
在苏联做出反应后，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于10月22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拉兹杜霍夫并提交了一份照会，“最强烈抗议苏联政府无理赶走我全部留学生”。全国学联也发表支持外交部抗议照会的声明。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中国留苏学生回国前向位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和斯大林墓献花过程中，又与苏方发生冲突。《人民日报》报道说：“十月二十六日，被苏联当局无理勒令休学并限期离境的中国留苏学生，在向苏联人民告别的前夕，怀着对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无限敬仰的心情，想再次瞻仰列宁的遗容和斯大林墓，竟遭遇到苏联当局设下的重重障碍。苏联当局不守诺言，百般刁难，妄想阻挠中国留学生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 最后，中国留学生是在苏联警察的严密监视下进入了红场，将花圈放在了列宁陵墓左侧观礼台前，但没有瞻仰成列宁遗容和斯大林墓。27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苏达利柯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德群并且递交了一份苏联外交部的抗议照会。照会称：苏联驻华大使馆及其人员遭受到有组织的围攻。11月1日，余湛再一次约见拉兹杜霍夫，面交中国外交部“断然拒绝”苏联外部10月27日照会的复照。
留学生回国后受到热烈的欢迎，被称为“光荣的反修战士”，从当时的气氛看，这又是一个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浪潮，其最高峰在11月5日。在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代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慰问“被勒令回国”的65名留苏学生。也是在这一天，“首都各界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一万五千人，今天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盛大集会，最热烈地欢迎被苏联政府无理勒令回国的我全体留苏学生，最强烈地抗议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和破坏中苏人民友谊的卑劣行径。”
第三个是红场事件及其造成的外交纠纷，发生在1967年1~2月间。
关于它的起因及过程，中苏双方同样有相反的解释。中国外交部在1月26日的声明中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国留欧学生六十九人，在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怀着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无限崇敬的心情，排着整齐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走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朗读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主席的语录，表达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信仰和无限热爱。……但是，这些中国学生却遭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野蛮镇压。在他们朗读毛主席语录时，苏联政府出动了预先布置好的军警和便衣特务二、三百人，围攻毒打他们，打伤三十余人，重伤四人，其中一人肋骨被打断，生命在垂危中。” 按照苏联的说法，事件则是这样的：中国大使馆人员陪同中国留学生排队站在列宁陵墓入口处前面朗读毛泽东语录，而700~800人站在冰天雪地里等待着。当一名警察让他们不要阻挡队伍时，他们开始“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其中一个人朝一位妇女的面部打击。其他人开始殴打旁观者，一个妇女遭到践踏，直到队伍里的人们臂挽臂形成了一堵墙，把中国人推回他们的公共汽车为止。当时在列宁陵墓附近只有二、三名警察，在整个红场不超过十名警察，没有一个中国人受伤。
这一事件将中国的反修斗争浪潮带到了最高峰。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社论，周恩来、陈毅代表毛泽东、林彪和党中央国务院致电“亲切慰问反修战士”。 这天傍晚，“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暴力示威游行。” 2月1日，69名留学生返回北京后，人民日报发表《热烈欢迎光荣的反修战士们胜利归来》的社论，全国各地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在2月3日，中国驻苏大使馆的新闻橱窗被砸。 事发当天，周恩来和陈毅就“代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我驻苏使馆全体人员表示亲切慰问”。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苏修领导集团组织暴徒闯进中国大使馆，毒打中国外交代表和工作人员，是破坏起码的外交关系准则和中苏两国关系的最严重的罪行。”
橱窗事件发生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2月9日和10日，苏联和中国政府先后宣布取消允许中苏公民互免签证访问对方国家。3月两国开互逐外交人员之先河，11日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驻华使馆的两位二秘是不受欢迎的人，18日苏联外交部宣布中国驻苏使馆的一位一秘和一位三秘是不受欢迎的人。由于这样的氛围笼罩着中苏关系，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中苏在对方工作的人员或者过境人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非礼的待遇甚至人身攻击，各种外交事端接连发生。
对于上述事件的起由及其责任应在哪一方，当时中苏的观点截然相对。由于这些事件发生在非常的时期，所以，中国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苏关系（甚至整个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也非常薄弱。例如，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第十七章――“‘文化大革命’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只有三页两千多字。苏联的史书对于此却是重笔浓墨，写了许多并且将责任完全推到中方。 今天回过头看，由于中苏两党、两国的矛盾已经积累得很深了，双方在这些事件上几乎都是小题大做，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千方百计地寻找攻击对方借口。另外，还应看到，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中，“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有些显然是由于中方处理不当而引起的”。 这些处理不当的外交纠纷无疑也涉及到了中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