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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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道干涉”论在西方被炒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大有取代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关系准则之势。以“人道干涉”为核心的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对非西方国家的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造成了极大威胁，理所当然地招致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中的警惕和重视，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本文以事实为根据论证，所谓的“人道干涉”其实并无人道可言，只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冷战后全新的国际政治结构下为确立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新秩序所散布的神话，是为美国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新干涉主义树立法理依据所做的舆论准备。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去探索新干涉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并根据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干涉政策中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前景做一简要分析。

一、“人道干涉”的由来

“人道干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指导原则之一由来以久，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最初全面推出“人权外交”的卡特政府企图以此为在美苏全球争霸中失去势头的美国重新夺取道德高地，然而当时美国还受多方制衡，在“人权”和“人道干涉”问题上尚不具备冷战后取得的为所欲为的主宰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到这一双刃剑的掣肘，结果导致外交挫折，“人权外交”难以为继。

“人道干涉”论再次兴起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九十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美国沿用多年的反苏遏制战略已不复适用，亟需寻求新的全球战略；尤其是美国过去干涉别国内政时一直使用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保卫自由世界”等口实已不再有效，必须发明新的替代物。在随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大辩论中，一股被称为“道德政治论”的思潮鼓吹抓住美国独霸世界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对全世界进行“道德征伐”（moral crusade），根据美国价值观念“重新塑造”世界，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对美国认定的所谓“无赖国家”（rogue states ） 的内政进行干涉，这就是所谓的“新干涉主义”。新干涉主义主张向全世界输出美国意识形态，包括人权、民主和资本主义，其核心部分是以“捍卫人权”自命的“人道干涉”，即美国有权对发生“人道灾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干涉，包括除掉它所认定的违反本国人民人权的政府。[1]“人道灾难”是一个非常含糊而又宽泛的观念，以此作为美国在全世界进行军事干涉的理由虽然可以给美国极大的主动权，却也可能因此过度增加美国的干涉负担，或者会让美国因为对真正的人道灾难袖手旁观而陷入道义困境。因此，尽管美国朝野不少思想库、特别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人道干涉”的研究和宣传注入了极大的热忱，[1]而且还带动了相当一批国际组织积极响应，[2]美国政府在正式表态中对它还是持审慎态度，强调美国的卷入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是“促进美国安全利益的有用工具”，因而美国的干涉应当是“有选择的”。[2]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美国官方对“人道干涉”作低调处理有助于它在波黑、卢旺达和其他许多地区发生的人道灾难面前逃避道义责任。

美国及其盟国对“人道干涉”的宣传造势在科索沃战争前后达到了高潮。1999年4月22日，正当美国和北约对南联盟狂轰滥炸期间，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美国芝加哥发表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后来被称为布莱尔主义的“国际共同体主义”，成为“人道干涉”论的正式宣言。被布莱尔的“国际共同体主义”系统化了的“人道干涉”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全球化不仅是世界经济而且也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的现实，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国际共同体”。其二，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和人民，而其他国家和人民自然有权进行干预。因此，关于主权和国界的传统观念和国际法中的不干涉原则都必须加以修正。人道灾难尤其是种族屠杀不复被视为内部事务；而当对内压迫产生出巨大难民潮对邻国造成冲击时，就应以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论处，由联合国或者当联合国无法行动时由西方国家出面进行国际干涉。其三，现存的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主要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加以改革，以建立“人道的国际新秩序”，使“人道干涉”不再同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秩序冲突而享有法统的正当性。其四，西方国家进行“人道干涉”是出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考虑：它所带来的和平、稳定和秩序有利于企图维持现状的西方国家，而它所促进的“自由、法治、人权和公开社会”的价值观既满足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又有助于它们的国家利益，因为“我们价值观的传布使我们更加安全。”[3]

一个体现西方全球战略新观念的重大主张不是由美国总统来宣布，而是由一个美国的小伙伴代言，这里自有其奥妙。美国官方对“人道干涉”的态度一向谨慎，即使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亟需利用它去煽动公众的支持时，在高层正式表态中也从不对它作一般性的原则论述，更避免做出广泛的承诺。这倒不是美国不存这样的居心，而是它另藏玄机：除了如前所述担心把伪善的调子唱得太高会束缚自己，使自己陷于被动之外，美国还担心公开号召修改以至废除主权原则会大大削弱现存国际秩序，风险太大，搞得不好反而会损害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再说如果由美国官方出面提倡“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将使美国本国颇成问题的人权纪录受到国际监管，这是从不容忍本国主权受到半点外来限制（如国际组织或国际公约）的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利用美国和西方在理论、传媒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及其对本国乃至世界舆论近乎垄断的影响，在全世界做好“人道干涉”有理、合法的舆论准备，从而当美国需要利用“人道干涉”为由进行干涉时可以师出有名；另一方面政府却故意不把话说死，为自己留下充分的转圜余地，以握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权。说白了，美国既想拥有以“人道”为由进行干涉的权力，又不想承担因充当“人道卫士”而引起的义务，因此故意态度暧昧。

美国这一策略在科索沃战争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民间享有较高信任度的“自由”媒体和舆论领袖同政府配合默契，对公众进行大剂量、高强度的“信息轰炸”和舆论引导，成功地营造了美国举国上下从自由派到保守派同仇敌忾地支持“人道干涉”的共识，开创了自越战以来美国新闻舆论界主动配合政府进行涉外战争宣传的先例，这也是美国外交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当然，单是民间舆论还不够，还缺乏一点权威性，所以美国很乐意由布莱尔来填补这一空白，让他以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北约成员国领导人的身份在美国发布新干涉主义的宣言，为“人道干涉”论抹上一层（对美国而言）非官方的官方色彩，也为北约轰炸加上一圈道义光环。这样，搞得好，布莱尔的“国际共同体主义”讲话将可媲美半个世纪前温斯顿・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成为划时代的宣言；搞得不好，美国尽可不必为一个英国人的言论负责。

布莱尔的“人道干涉”论是为北约侵略南联盟张目的，而北约的侵略战争又为西方大肆宣扬的“人道干涉”论提供了一个最明白无误的注脚，可以帮助人们弄明白西方所谓的“人道干涉”实际上究竟是什么货色。科索沃战争能不能算作“人道干涉”？如果不能，那么“人道干涉”究竟是否存在，抑或只是西方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制造的神话？让我们通过案例分析来寻找答案。